“高收入泥潭”威脅發達經濟體。

分析人士稱，未來二十年中，自滿情緒將是亞洲騰飛的最大威脅。同時，“高收入陷阱”及攀升的財政壓力也會是亞洲發達經濟體面臨的挑戰。

2014年，日本成為世界最大債權國，債權凈值達3萬億美元，比第二位的中國多出70%。花費如此力氣，中日這兩個亞洲最大經濟體應該有能力在中期內穩住其財政狀況。

畢馬威會計事務所（KPMG）的格蘭特?沃德爾約翰遜與伯納德索爾特稱，至2030年，能避免財政危機而保護稅基的亞洲國家排行中，日本、中國、韓國排名墊底。該排行顯示一國在人口、債務等因素影響下的稅收能力。

據預測，至2030年，中日兩國的贍養率——即每100名14歲以下或65歲以上公民所對應的25至64歲公民數量——將降至71，而印度與印尼兩國此數值為100。

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中日兩國面臨的挑戰還包括如何在工人階層縮水的情況下擴大政府服務規模，增強政府扶持力度。由于人口現狀的不利影響，兩國正受到收入縮水、間接稅收下降及福利支出上升的困擾。

格蘭特?沃德爾約翰遜與伯納德?索爾特說道：“許多亞洲國家尚未完成拓寬稅基，降低稅率的稅收簡化程序……這為未來減少企業稅以保持競爭力的需求與維持總體預算需求之間的矛盾埋下了伏筆。”

他們還說道：“有些亞洲國家經濟高度國際化，導致其稅基的穩定性降低。這種情況在新加坡尤為明顯。”

“發達經濟體衍生出一種所謂‘唾手可得之繁榮’的文化，而支撐這種繁榮的人口優勢會在未來十年間瓦解。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為滿足選民期待或要求會竭力優化服務，由此發達國家或會面臨‘大轉型’。”

相較之下，“朝氣蓬勃，管理良好的發展中經濟體將加大拓寬稅基的力度，而當地納稅人對政府的期待要小得多。”

作者指出，印度、印尼、菲律賓和澳大利亞很可能在2030年內脫穎而出，因為這些國家債務水平相對較低，“人口紅利”足，加之由于女性的勞動參與度提高空間大，生產力發展的潛能豐富。

例如在印度，參與勞動的男性超過80%，參與勞動的女性只有29%。在印尼與菲律賓，男女勞動參與度同樣差距懸殊，均有30個百分點。縮小差距能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日本的“女性經濟學”也與此不謀而合。

索爾特在《澳大利亞人》中寫道：“對于發展中國家，重要的是讓本國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無論男女，都可以找到工作，并且創造增進人民福祉所必需的穩定、透明的稅收結構。”

“高收入泥潭”

正當馬來西亞等國即將掙脫其擔驚受怕的“中等收入泥潭”，如近期《太平洋經濟》中所稱，發達經濟體的新威脅或已顯現。

從中等收入躍升至高收入是道難以跨越的門檻。數據顯示，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國家中，截至2008年只有13個跨至高收入行列。

然而，匯豐銀行（HSBC）經濟學家弗萊德里克?紐曼（Frederic Neumann）稱，關于中國、馬來西亞和泰國能否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討論中未曾提及的是，當這些國家真正成為高收入國家后，收入增長便會停滯不前的風險，且這種停滯的可能性與日俱增。

紐曼在日經亞洲觀察中寫到，“同過去十年間的巴西和墨西哥類似，近期一些高收入的國家受美國影響，人均收入不再增長。如此煩惱是其他低收入國家可望而不可求的……但陷入‘高收入泥潭’的危險性并不比中等收入停滯的危險性低。”

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堪稱紐曼上述論調的“代言人”。日本的人均收入在其資產泡沫大爆發之后的二十年間幾乎沒有任何增長。

紐曼認為，日本經濟的軌跡同本地區其他國家的簡直“如出一轍”，先是制造業出口激增，之后是房地產大熱，最終泡沫破裂，一蹶不振。而人口壓力及對改革的畏懼貫穿始終。

“同他國一樣，日本試圖通過貨幣及財政寬松手段捱到苦盡甘來，而將能帶來變革的決定一拖再拖。這也不全是既得（商業）利益在作祟……選舉也一樣，即使維持現狀越來越困難，大多數選民還是認為選舉沒有那樣緊迫而更樂意維持現狀，”他警告說。

縱觀亞洲，雖然香港與新加坡在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方面的表現要比韓國與臺灣地區成功，但他們都面臨著人口壓力不斷攀升的挑戰。

紐曼說，“然而，由于他們與日本一樣，私營杠桿成型迅速，房地產市場活躍。因此，一旦經濟衰退，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與日本曾遭遇的大同小異。”

“一個國家沿收入增長的梯子爬得越高，結構性改革就越難進行，”他說，他援引新加坡的例子，該國通過員工培訓稅收減免等改革，在刺激生產力增速方面取得無可匹敵的成效。

對于過量的財政及貨幣強刺激，紐曼稱，杠桿“無法長期驅動增長。政府能否靠自己的力量掙脫高收入泥潭的關鍵在于其能否靈活應變，避免日本曾犯下的錯誤再次發生。”

這樣的信息，對于“安倍經濟學”及亞洲其他決策者來說，再清楚不過了。

作者：安東尼?芬瑟姆，資深商業作家。

譯者：謝莉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