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關注房價以來，我一貫的觀點是：有需要有條件就買，不要等。媒體切勿斷章取義，要進行合理的經濟學分析，做好輿論導向

在他看來，鑒于購房的剛性需求依然旺盛，從房價來看，盡管現在樓市處于波動時期，但中國的房地產模式以及中國城鎮化進程的推進，決定了房地產業未來走勢

自2008年起，沒等大家反應過來，房價像“踩油門”，連年上漲。2014年初，從第一季度的成交量來看，房價終于踩了剎車檔。樓市崩盤、房價下跌、樓市拐點等輿論見諸報端。

“有能力買房趕緊下手”，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思危日前在某講座上回答“年輕人要不要在這個時候買房子”的一句話。此番和大眾預期“唱反調”的觀點，經媒體報道之后，立刻引起軒然大波。贊成者認為這是房價還會上漲的信號，反對者認為經濟學家在為開發商賺吆喝。

4月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育學院主辦的中國上海金融國際化發展研討會現場，記者遇到了作為主講嘉賓的成思危。當記者提問“你如何看待當前房價”的問題時，這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似乎早有預料，還未等記者話音落下，他“呵呵”笑了起來：“中國住房市場一直呈發展態勢。自2006年關注房價以來，我一貫的觀點是：有需要有條件就買，不要等。媒體切勿斷章取義，要進行合理的經濟學分析，做好輿論導向。”成思危向記者澄清。

從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職位退下來之后，成思危一直活躍在公眾的視野中。早年踏實嚴謹的理工科訓練背景，加之多年的工商管理實踐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從政經歷，使得已近耄耋之年的成思危練就了洞悉國內外大勢的本領。對于國內經濟領域的諸多爭論，他的觀點犀利又溫情。談樓市行情、談經濟形勢、談金融改革，他從容不迫，娓娓道來自己的觀點。

房價尚未到拐點

受銀行信貸緊縮、限購令等宏觀政策影響，今年以來房地產市場銷售量趨于平淡，甚至在杭州等二線城市也出現了“降價”、“打折”的樓市促銷潮。根據國家統計局4月18日數據顯示，繼上月環比價格上漲城市跌至57個之后，3月份新建商品住宅價格上漲城市個數再創新低，為2013年以來最高。近來，浙江寧波、江蘇南京等地多家中小房企因資金鏈斷裂，陷入破產危機，旗下項目也多半爛尾。

在成思危看來，盡管樓市目前面臨增速乏力的現狀，但中國的住房市場依然保持發展態勢。他給出兩個理由，“一是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有需要在城市購房的農民越來越多。二是每年那么多大學畢業生，那么多人結婚，都需要買房，剛性需求不會減少。”成思危樂觀地表示。

繼去年高校畢業生達699萬，獲稱“史上最難就業季”后，2014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再攀新高，達到727萬。從某種意義上說，房子對于高校畢業生來說是一種必需品，選擇住房也成為一種剛性需求。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一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城鎮化的步步推進，也伴著安置房、經濟適用房的配套完善。

然而飆升的房價卻給希望在城市立足的年輕人帶來不小壓力。在反映都市生活壓力的電視劇《蝸居》中，“要不要買房”和“能不能買房”成為年輕人進入城市生活后面臨的現實選擇。劇中進入一線城市的海萍為了房子犧牲自己的生活質量，變成不堪重負的“房奴”。而現實中像海萍一樣的房奴比比皆是，他們遠離家鄉，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蝸居”，面臨的購房壓力越來越大。

被業界譽為“風險投資之父”的成思危，從2006年起就開始關注房價問題。早在2007年，成思危公開聲明，鑒于房價還會上漲，“要買房的別等了”。2010年，他依然表示“如果你有能力，也有這個需求，那么當即就可以買房，不用再等了。”今年，成思危在講座中面對一位年輕的女士提問，“年輕人在這個時候該不該買房？”他一如既往地回答，“既然有需要，有條件那就買。”

在成思危看來，房子并不是單純的消費品，還帶有投資屬性。“住房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商品，買房的過程就是把財產從現金的形式轉變成不動產的形式。在這個過程中，就是用個人銀行存款，加上從銀行按揭貸款的錢，買了一套房產。這個房產具有耐用性的同時，也具有投資性。當需要用錢的時候，可以把房子抵押或者賣出去。”

成思危之所以一再建議年輕人盡早買房，來源于他對房地產行業的判斷。今年以來，唱衰樓市的聲音再次興起，綠地董事長張玉良稱部分地區房價有可能跌三五成，經濟學家華生也表示，沒有只漲不降的市場，房價拐點遲早會到來。

“從2006年開始，我每年都聽說房地產拐點要來了，房價要降了，可是到現在沒有看見拐點到來，最近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判斷拐點為時過早，我同意他的看法。”成思危對記者表示。

在他看來，鑒于購房的剛性需求依然旺盛，從房價來看，盡管現在樓市處于波動時期，但中國的房地產模式以及中國城鎮化進程的推進，決定了房地產業未來走勢。中國房地產起碼在20年內，還是一個發展態勢。

“如果年輕人有條件，不買房，結婚就晚了，享受的時間也就晚了。”成思危告訴記者。

勞動生產力崇拜

經濟具有牽一發動全身的作用。房地產市場行情的變化也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2012年，中國指數研究院發布報告指出，房地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在10%左右，拉動GDP增長1.5-2個百分點。報告稱，從投資來看，全國房地產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接近20%，北京、上海、浙江等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占比更高；從增加值來看，全國房地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5%左右，經濟越發達城市房地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越高。

春節過后，隨著招商、交通、民生等股份制銀行將部分與房地產貸款有關的業務暫停，房地產開發商資金鏈縮緊，而與地產行業相關的行業，如水泥、玻璃、鋼鐵、建材等房地產供應鏈金融業務，也會受到影響。據廣東金融學院院長陸磊分析，“近年來信托違約事件出現概率最高的是房地產行業。”專家表示，2013年的融資成本很高。人民幣單邊升趨勢的逆轉是經濟放緩的信號，而今年GDP從“保八”目標降到7%，更是說明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完善住房保障機制。針對不同城市情況分類調控，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產權住房供應，抑制投機投資性需求，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而面對當前經濟下行的壓力、房價顯著高于居民支付能力，存在局部和潛在風險，市場、企業都在期待一個經濟刺激的政策。

4月22日，央行宣布自4月25日起，下調縣域農村商業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2個百分點，下調縣域農村合作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外界期待已久的“定向降準”政策終于落地，分析師普遍認為這是央行在釋放流動拐點，為下一步推出更多定向寬松措施做準備。

與此同時，房產市場在遭了“一記悶棍”之后，似乎也開始回暖。中信地產去年的銷售額同比增長63.62%，銷售面積同比增長24.24%，增速高于行業平均水平。保利董事長宋廣菊對媒體表示，一二線城市，特別是“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房價還會持續上漲；而省會等二線城市因為既有不斷增大的需求，同時也存在去除庫存的壓力，供求關系將趨于平穩，房價也會平穩增長。

“大家很擔心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人民幣改變升值的趨勢，甚至稍微的貶值，確實有一些人抱著悲觀的看法，我個人還是審慎樂觀的。”與對房地產市場的判斷一樣，成思危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判斷也一直呈樂觀的態度。根據成思危的判斷，“目前GDP增速保持在7%-8%，應該還是處于一個高速增長的周期。”

GDP作為國民經濟的核心指標，往往成為判斷一個國家經濟面的標志。“將GDP增速定為7.5%左右，還有國內經濟轉型的考慮”，成思危向記者解釋，過去的GDP增長以犧牲環境作為代價，這一任政府改革的目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向“調結構”、“保就業”。“如果我們的GDP增長保持高于7%，通貨膨脹低于4%的話，應該還是一個合理的區間，我估計到2018年前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調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基本完成。”

成思危表示，從2013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穩定增長階段。從2013年至2019年，在這一段經濟周期里，年經濟增長將在7%到8%之間，到2019年可能會高一點。他預計，2023年以后，中國的經濟增長會逐步下降，進入下一個經濟周期，平均增長速度會是6%到7%，即7時代。

事實上，境內境外對“中國經濟今年有可能硬著陸”的論調不絕于耳。據此，成思危認為，當然我們目前面臨著基本挑戰，一是環境的問題，而是戰略的問題，三是GDP崇拜的問題。

“一定要把GDP崇拜轉變為勞動生產力崇拜，一定要提高勞動生產力，提高每一個創造的社會生產力財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實現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成思危告訴記者。

國際化目標是儲備貨幣

自從去年建立上海自由貿易區以來，境內金融領域改革再邁出重大一步。4月10日，中國證監會正式批復滬港開展互聯互通機制試點。證監會指出，滬港通總額度為5500億元人民幣，參與港股通個人投資者資金賬戶余額應不低于人民幣50萬元，港通正式啟動需6個月準備時間。

“滬港通”方案的出臺，做到了雙向開放——一方面開放境外投資者進入境內市場，另外一方面開放境內投資者進入境外市場。外界普遍認為此舉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重大突破。在成思危看來，人民幣國際化不只是一個目標，更是一個過程。在這一逐步開放的過程中，會經歷三個階段。

首先進行的是匯率制度的改革。成思危告訴記者，1999年自己就提出過中國的匯率改革的三步走戰略：第一是盯住美元；第二是盯住一籃子；第三是自由兌換。2009年，成思危上書中央，提出建立匯率目標機制。即人民幣在過渡到完全可兌換之前建立一個匯率目標區，在這個上限下限之間的匯率央行不要干涉，達到超邊界的時候央行可以采取適當的手段進行干預。

“當時我提到目標區開始可以是1%，然后是3%、5%逐步擴大。當時胡錦濤主席圈了一下，溫家寶總理批了請人民銀行參考研究。”作為曾經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談及重大改革決策時娓娓道來，又顯得輕描淡寫。

3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擴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幅至2%。自從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逐年擴大。1994年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是0.3%，2007年擴大至0.5%，2012年擴大至1%。對此，成思危分析，“在世界34個發達經濟體，32個是浮動匯率制，我認為中國匯率制最后改革的目標應該是根據市場供求關系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其次是資本項目可兌換。對此，成思危認為中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開放程度還需要進一步加強。據國家外匯局的數據分析，目前境內資本項目可兌換按照IPS的分類有40個分賬戶，其中有22個賬戶基本放開，14個賬戶部分放開，4個賬戶完全沒有放開，沒有一個是完全放開的。

成思危認為資本項目可兌換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不可兌換的話，人家沒有辦法用人民幣做投資貨幣，即使用人民幣做了可支付的也需要用可兌換的貨幣支付。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要加快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腳步。”

而人民幣國際化改革的最終目標，則是要實現資本賬戶的開放。而資本賬戶的開放與資本賬戶可兌換并不是同一個概念，資本項目開放是指對資本項目流動沒有限制，也就是說不能通過額度、加稅等措施來進行限制。目前，即使是美國和英國都沒有完全的資本項目開放，對于境外資金的進入還是有一些限制。成思危告訴記者，中國資本項目的開放是必須的，但是不能完全開放，“還是要保留一些在關鍵問題上的控制”，不能讓資本完全自由流動。

至于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成思危對此寄予厚望。他告訴記者，中國金融改革的方向，分別是國際化、市場化和系統化。“只有通過開放才能提高我們金融系統的國際競爭力，才能增加我們金融系統在國際上的發言權。”未來十年，成思危希望人民幣國際化實現三個目標：一是人民幣國際化指數應該達到15左右，僅僅次于美元、歐元；第二是人民幣能夠進入（IPS）的特別提款權（SDR），占的比重至少應該占5%以上；第三人民幣會被一些國家的央行作為儲備貨幣。

按照一般定義來說，貨幣只要能夠作為流通、結算、支付、投資的工具，就算完成了國際化目標。但成思危認為這對中國來說還不夠，人民幣最后應該是儲備貨幣，因為中國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外貿世界第一。國際市場上，中國無論是進口量，還是出口量都很大，但是由于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低，導致我們在很多大宗商品定價上沒有發言權，大大落后我們在國際上的經濟、貿易、國際金融的實力。

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有兩個概念：一個是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即進入IPS的特別提款權，目前美元、歐元各占40%，英鎊、日元、瑞士法郎、人民幣各占5%；其二是被一些國家的央行作為儲備貨幣。根據數據統計，截至2013年12月份，中國人民銀行已與23個境外央行簽訂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規模達到2.57萬億元人民幣。但這只是作為臨時提供流動性的措施，而并沒有進入他國的儲備貨幣行列。

對此，成思危告訴記者，要成為這些央行的儲備貨幣，就必須能夠讓他對你有信心，而且你要能夠自由兌換，如果不能夠自由兌換，人家拿你的儲備貨幣就沒有用。“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希望未來十年，逐步使國際上能夠接受和信任人民幣，能夠采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支付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