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記者在新光天地采訪了一位曾經歷過東南亞危機的華裔商人普里烏（化名）。20多年前，他是泰國較為著名的股票投資家，而現在，他是一家面包店的老板，當被問及是否會參與中國股市時，他堅定地告訴記者：“NO”。

在他看來，近10年的中國經濟變化太大，放眼全球，僅以硬件設施而論，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已經不輸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就以中國的火車為例，剛來時坐的是又臟又臭的普通列車，如果遇到高峰期，車座下面、衛生間??但凡能塞下人的地方都會有人，他們或蹲或站，或躺或臥，使人心情煩亂到了極點。

而現在的“和諧號”卻與此截然不同，不僅干凈明亮，速度也比以前有了大幅的提升，就像鄧小平1978年坐上日本“新干線”時評論的：“速度很快，就像推著我們跑一樣，我們需要跑。”確實，不久后，中國經濟在世界面前跑了30多年。

這多少與普里烏所經歷的東南亞黃金時期有著相似之處。1993年下半年，世界銀行通過多個下屬組織聯合調查，耗資百萬美元發布了一篇《東亞奇跡：經濟增長和公共政策》的主報告，以及系列子報告。報告指出，“從1960年以來，經濟的增長速度比東亞其他地區快一倍多，比拉丁美洲和南亞將近快兩倍，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快5倍。同樣，它們的發展速度也高于工業化國家及中東北非的石油輸出國。如果高速增長的分布是隨機的，那么，如此集中的區域性是極為罕見的，大約只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性。”“最主要的是，這8個東亞國家、地區的出口成績異常耀眼，出口占世界的份額由1965年的9%提升至1990年的21%。”

中國商品占世界出口的份額數據也是如此。2000-2013年，中國的出口占全世界份額比例從3.9%上升到12%，而美國卻從12%下降到不到8%。日本、德國等高端制造業大國也有所下行。不過，法興銀行經濟學家Ashish提示：考慮到中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和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份額已經接近頂峰。普里烏也認為，過于依靠外貿是東亞8國后來出現經濟危機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做空東南亞經濟路線圖

與西方人管理財產的方式不同，東南亞在文化上表現得更保守。在東亞奇跡被公布之后，很多學者經過研究發現，東亞8國有著共同的特點。

1.宏觀經濟基礎很好，高儲蓄率、較為穩定的利率環境而且通脹水平較低，1993年以前的30年里，以上8個國家年均通脹率僅為8%。而在這一時期，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年均通脹水平高達18%。

2. 政府干預做得好，限制進口、鼓勵出口和利率管制適應了當時的環境。

3. 教育做得好，提供了大量的合格產業工人。這筆錢主要投向中小學教育，這為從事簡單加工勞動的制造業提供了大量的合格工人。

事到如今，我們回過頭來看就會發現，東南亞危機轉變的起點應該在1993年。1993年后，東亞8國被放置在聚光燈下，全世界都在關心這份神奇能夠持續多久。1993-1997年，在世界各國的不同范圍和不同層次上召開多次國際會議，討論東亞奇跡的意義和未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聚焦東亞，“東亞奇跡”這個詞匯從默默無聞到被頻繁提起，從被頻繁提起到最終成為常識。于是，無數的資本爭先恐后地進入到這些國家。東亞國家經濟增長再度提速，1993年、1994年和1995年這三年，東亞經濟每年上一個臺階。東亞各國領導人自信心急速膨脹，認為增長的天花板已經打開。

但是，“東亞奇跡”卻并非真的能夠一直持續，其原因在于，“東亞奇跡”的核心是，商品生產基地轉移，其主要特點是歐美發達國家的公司需要一個新的產地來規避高昂的工人工資、高企的社會保障成本和繁多的環保問題。而這8個國家承接的產業是空心化的，只能按照歐美老板的要求生產、制造，然后銷售給下單的老板。對此，當時初露崢嶸的保羅?克魯格曼對主流觀點坦言：“東亞各經濟體經濟奇跡建立在浮沙之上，沒有技術創新的支撐，很快就會出問題。”

不管當時主流經濟學界對保羅?克魯格曼的觀點進行了怎樣的嘲弄，但有一位哲學家卻發現了其中的玄機。對于哲學家索羅斯來說，當主流的聲音出奇的一致時，那就應該聽聽相反的聲音。他說：“人對事物的認識并不完整，并由此影響事物本身的完整，得出與流行觀點相反的看法。流行的偏見和主導的潮流互相強化，直至兩者之間距離大到非引起一場大災難不可，這才是你要特別留意的，也正是這時才極可能發生暴漲暴跌現象。”

幾乎沒有經過多久的分析，索羅斯就決定拆掉“東亞奇跡”，它需要等待的只是一陣 “東風”。

這并沒有讓索羅斯等多久，1996年底，美元指數開始走強。按道理來說，美聯儲幾乎是順周期操作，很少在降息周期進行加息，而這次異常的加息，正是索羅斯等待已久的東風。幾乎在美元走強不久，泰國經濟增速就開始失速性下跌，當季同比增速僅為1%，2季度-0.58%，3季度-1.6%，4季度-4.19%。這與之前35年的時間里，泰國年均增速7.74%的增長率幾乎是天壤之別。普里烏形容說，“我們被一連串的數據打懵了，不知道應該持倉還是離場，當我反應過來時，一切都已經晚了。”

1997年2月初，索羅斯開始大肆做空泰銖。他向泰國銀行借入高達150億美元的遠期泰銖合約，在現匯市場大規模拋售，使泰銖貶值的壓力空前加大，引起泰國金融市場動蕩。泰國中央銀行動用了2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進行干預，平息了這次風波，將泰銖對美元的匯率維持在25∶1（一直以來，泰銖對美元匯率長期維持都在25：1的位置上）的水平。但還未等泰國政府把這口氣喘勻，評級機構穆迪公司將泰國大城、京都、泰國軍人三家大銀行的信用級別由A2降到A3級，兩周后，又將它們的級別由A3降到極度危險的B1級。評級落入垃圾區間意味著國際融資市場對泰國人關上大門。

1997年5月7日，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投機者通過經營離岸業務的外國銀行發起了第二波進攻。他們從泰國本地銀行借入泰銖，在即期和遠期市場大量賣泰銖的形式來沽空泰銖，造成泰銖即期匯價的急劇下跌，多次沖破泰國中央銀行規定的波動區間，引起市場恐慌。美元硬通貨的地位再一次明顯起來，本地銀行、企業和外國銀行也紛紛加入到拋售泰銖搶購美元的風潮中來，泰銖對美元一度貶值至27∶1。在此情況下，泰國與日本、香港、新加坡、馬拉西亞、印尼、菲律賓簽署了緊急資金援助協議，泰國中央銀行動用了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進行干預。同時，還將離岸拆借利率提高到1000%，并禁止泰國銀行向外借出泰銖。

按照此時的情況，事態實際上是已經被穩定住了，但在此時，泰國內部卻發生了內訌，最終，泰國的財政部長和商業部長雙雙辭職，泰國市場上的最后一點信心也隨之風消云散。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度，改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天，泰銖暴跌20%。此后，多米諾骨牌效應顯現，7月11日菲律賓步泰國后塵，宣布貨幣自由浮動。菲律賓比索當天貶值11.5%，利率一夜之間猛升到25%；印尼則宣布印尼盾匯率的波幅由8%擴大到12%；一向穩健的新加坡元也于7月18日跌至30個月以來的最低點；8月14日，印尼宣布匯率自由浮動，當天印尼盾再次貶值5%；8月16日，馬來西亞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來的最低點。

為什么要做空中國

不久前，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尹中立表示，中國股市的下跌源于強勢美元的回歸，目前中國經濟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亞洲四小龍”所處的情景如出一轍，企業和政府重點目標是防范風險，而不是擴張和獲取超額收益。

實際上，尹中立的看法并非保守。在之前，對沖基金（Hedge Fund）公司Kynikos Associates的創始人、總裁詹姆斯?查諾斯就曾旗幟鮮明地表示做空中國，他說：“中國的房產泡沫甚于迪拜1,000倍。”

“這樣的判斷實際上有著重要的政治因素。”一位研究員說。隨著1971年美國總統宣布布雷頓森林體系作廢以來，這也意味著人類第一次進入信用本位貨幣體制下。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一直在收著其他國家的鑄幣稅。而中國經濟的崛起，正在多個方面對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發起挑戰，在這一過程中，做空中國的傾向自然就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