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現在為止，很多地方一提轉型，就會認為是轉向服務業，這是老思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研究發現，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其服務業占比并不低。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與急于向低效率的第三產業轉移有關。李揚強調：基于勞動生產率持續改善之上的轉型升級，才是良性的、可持續的轉型升級。基于這種性質的轉型升級，方可避免出現“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經濟減速，很可能就在5年左右發生。”中國社科院最近發布的《上海轉型發展研究》報告指出，以“模仿-趕超”為基本特征的趨同階段將基本結束，決定今后中國發展的關鍵是：我們能否通過經濟轉型，進入持續改進效率的創新發展階段，并據以始終保持縮小與發達經濟體在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差距，最終越過“中等收入陷阱”？

6月14日，上海市委舉行常委學習會，聽取李揚所作的《上海轉型發展研究》專題輔導報告。而就在此時，《財經國家周刊》針對上海經濟轉型的報道小組剛剛結束為期兩周的集中調查。

6月19日，李揚接受了《財經國家周刊》的專訪，主題就是為中國的經濟轉型建言。他說：“對上海研究發展的研究，不僅是上海有針對性，對當前的中國同樣極具針對性。”

李揚特別強調，切忌使用產業干預的傳統手段來促成轉型升級。這不僅會出現“拔苗助長”的問題，而且極易使本地經濟陷入拉美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在于，使用傳統的產業干預手段促成轉型升級，在多數情況下以效率降低為代價。

轉型到了緊急節點

曾經出任奧巴馬政府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的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 薩默斯發表過這樣的言論：“亞洲經濟體快速的現代化是可以與經濟史上的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相提并論的最重要發展之一。”

隨著金融危機的發酵，世界上一個又一個國家，像多米諾骨牌一般陷入衰退，包括亞洲經濟體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即使未落入衰退的境地，但經濟減速卻難以避免。

2011年底，中國的宏觀經濟增長開始出現放緩征兆，并在這個夏天探入“低溫區”。過去多年堪稱奇跡的增長是否將就此結束？質疑聲頗多，對經濟轉型的呼喚也愈發急促起來。

《財經國家周刊》：金融危機爆發后，您認為減速對新興經濟體，尤其是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李揚：經濟減速，對新興經濟體而言，意味著過去多年與發達國家之間不斷趨同的進程受阻了。

此次危機爆發前的20年間，世界發生了一個300年來從未出現過的現象：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增長總體減速；另一方面，東亞國家出現跳躍性增長，拉美國家也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經濟快速增長，非洲各國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也開始縮小。

這一過程是新興經濟體、或者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不斷趨同的一個進程。金融危機爆發之初，多數發達國家的金融系統與實體經濟的發展都受到嚴重影響，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下降，而多數新興經濟體卻依舊表現良好。人們普遍認為，這個趨同過程還在持續著。

然而，隨著危機的深入，越來越多的新興經濟體難以幸免，紛紛步入經濟減速的軌道，過去高速增長中隱藏的一系列問題，一點點暴露出來。

于是，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能否持續，便成為關乎全球經濟恢復以及全球經濟未來前景的重大問題。其中，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問題，尤其受世人關注。

在理論上，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實現基本趨同是可以的，如果實現趨同，它們將成長為發達國家；但是實踐中，絕大多數落后國家都較難追上發達經濟體，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出現增長停滯、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金融脆弱等并發癥。

《財經國家周刊》：能否理解中國和其他一些新興經濟體現在已經站在了一個需要依靠轉型來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節點上？

李揚：可以說現在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急需轉型的關鍵節點。

危機為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帶來兩個問題。一是過去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變了，例如過去吸收我國出口產品的歐美市場萎縮，美國無法再忍受巨額的逆差，這在倒逼我們發展內需市場。

二是過去高速增長所依賴的路徑改變了。新興經濟體在過去多年的發展路數，或明或暗都是參照西方發達國家的路來走。但危機告訴我們，發達經濟體并不全都是對的。

可以說，這場危機一下子把過去很多看上去成熟的理論、經驗都推翻了。世界各國都處在一個尋找再平衡的調整過程，新興經濟體需要探索自己的路徑。

新興經濟體在高速增長一段時間后，其自身的趕超效應也會逐漸減弱下來。之所以在過去多年能夠創造一個高速的增長周期，是因為在制定了合適的政策框架后，新興國家往往比發達國家有著更大的潛力。

例如，這些國家不必去親自開發新技術，他們可以從國外引進技術；他們可以將農業中未充分就業的勞動力轉移到以出口導向、使用進口技術的制造業，從而輕易地提高生產率。

但是，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會結束。一方面，未充分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終將耗竭，另一方面，當制造業就業率達到峰值后，增長便開始越來越多地依賴服務業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但這種產業轉型無疑難度更大。

此外，這些國家還要面臨過去投資留下的大量的資本存量。更多的資本存量意味著更多的折舊，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儲蓄來彌補。

在舊的模式面臨被迫淘汰的同時，需要科技創新來帶動新的增長，這些國家能否從依賴技術進口轉向自主創新，也要打一個問號。

轉型不等于發展服務業

目前，各地對轉型的一個誤區是，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整個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李揚認為，單純的提高第三產業的比例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轉型，拉美國家當年恰恰就是坐在服務業快速擴張的快車上，墜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所有要實現經濟轉型的布局，都應該從最原始的經濟思維出發――更少的成本帶來更高的收益，也就是不斷提高的效率。忘掉這一點，去追求任何產業的比例結構，都是舍本逐末。

《財經國家周刊》：今年中國的GDP增長目標已經進行了下調。要想持續您所講的趨同的進程，對經濟增長有一個怎樣的要求？經濟減速是大勢所趨，速度下來了，將來如何繼續追趕發達國家？

李揚： 過去多年我們GDP保持那么高的增速，很大一塊是浪費的。看上去雖然是兩位數的增長，但其中6%、7%帶來的實際經濟效應可能是零。

之所以這樣，主要原因在于我們的增長是粗放型的。一片地區建了拆、拆了建，拆與建的過程都產生GDP，卻是沒有效率的產出。抑或各地都在搞科技園區，實則可能是借著這些項目圈地、拿資金、搞房地產，大量財富在這個過程中被浪費。

所以轉型是要創造出更高質量的GDP，如果我們將來把增長的質量提上去了，那么速度降下來，也沒有什么可憂慮的，因為有實際產出的那部分增長，可能比過去還要高。也只有這樣，才能繼續與發達國家趨同的進程。

《財經國家周刊》：當下，轉型已經成為了一個時髦的詞匯，言必稱轉型、或結構調整。您認為轉型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什么才叫真正的轉型？

李揚：經濟減速，要的是提高效率的減速。而轉型的核心，也在于“效率”二字。

要看我們新發展的產業，是否具有較高的經濟效率，也就是是否具備較高的勞動生產率。轉型的一個目標，是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產出。

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都面臨兩個長期的課題：工業化與城市化。兩化的不同速度將給一國經濟發展帶來很大影響。拉美國家有一個特點，城市化的速度快于工業化。

這造成的結果就是，農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后，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讓他們就業。失業人口激增、到處游蕩，為了社會的穩定，政府開始大規模投資搞服務業。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涌入城市的失業人口，所受教育水平較低，在這種背景下搞起的服務業都是低端行業，效率很低，自然這些人群也仍然維持著貧窮的生活。

因此，從拉美的教訓可以看到，僅靠發展服務業來實現轉型的思路并不完整，僅僅追求服務業比重達到多高的一個數字，缺乏現實意義。

現在中國各地城市轉型的思路，要擺脫產業比例的桎梏，真正從經濟的眼光出發，從最基本的經濟規律出發，牢固樹立提高效率的意識，將資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產業上，無論它是效率更高的服務業，還是高端制造業。

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工業化發展快于城市化，這是我們的優勢，不是問題，未來還要強化這一優勢。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首先要有工作，這就使勞動力從低效率產業升級到高效率產業。在這一基礎上，再將產業布局從制造業轉型到服務業，從低端制造業升級到高端制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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