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金融時報》6月10日報道，隨著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那本《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風靡，不平等成為有關經濟政策的公眾辯論的核心問題。皮凱蒂以及大部分辯論關注的焦點在于，流向頂層1%、0.1%以及0.01%人群的收入和財富份額激增。

這確實是個重要課題。無論有關具體數字的爭論結果如何，幾乎可以肯定，流向頂層1%人群的個人收入比例在過去一代人的時間里提高了10個百分點，流向底層90%人群的收入比例則出現了類似幅度的下降。

收入增速比頂層1%更快的人群只有兩個，就是頂層0.1%和頂層0.01%。

這場討論有助于推動政策向著建設性的方向改變。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可以通過改革稅制，填堵富人可鉆的漏洞，加大稅收累進程度，同時促進更高效率的投資配置。從地方的土地分區規劃法到知識產權保護，從金融監管到能源補貼，各個領域的公共政策如今都造福于那些主要本事是利用政治體制（而不是提供優秀產品和服務）的人。我們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主張：出臺政策舉措，降低此類尋租行為的收益。有多位經濟學家都強調了同樣的觀點，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兩位是迪安?貝克(Dean Baker)和已故的曼庫爾?奧爾森(Mancur Olsen)。

與此同時，眼下的不平等狀況值得擔憂的主要理由是中低收入的勞動者擁有的太少，而不是富人擁有的太多——除非有人認為嫉妒是美德。

因此，評判有關不平等的政策時，我們的標準應該是這些政策對中產階層和窮人會有何影響。

只要合理解讀相關證據（不妨從美國現狀開始），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可以采取更多行動提高稅收的累進程度，而不致明顯破壞經濟增長前景。

然而，必須記住的一個要點是，僅僅通過有限的收入再分配，不太可能在重要方面改變不平等。不妨考慮一下人生的兩個根本元素：健康和為子女提供機會的能力。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巴里?博斯沃思(Barry Bosworth)及其同事，考察了分別生于1920年和1940年的兩組人自55歲開始預期壽命的變化，發現最富有的男性預期壽命大約增加了6年，中等收入者大約增加了4年，低收入者增加了2年。可以這樣來看這些數字：癌癥死亡率降為零或翻倍，意味著不到4年的預期壽命變化。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差異？更大的可能是與生活方式、飲食習慣和壓力有關，而非負擔醫療服務的能力，特別是鑒于數據來源于年紀較大的人群，這些人一旦年滿65歲，都能享受聯邦醫療保險計劃(Medicare)。

過去兩代人以來，富人家孩子和窮人家孩子在教育程度上的差距翻了一倍。收入最低人群的子女上大學的比率從6%增加到了8%，而收入最高人群的子女上大學的比率從40%增加到了73%。

這些趨勢的驅動因素是什么？無疑有許多。但關鍵因素之一肯定是，與一般普通的窮人家孩子相比，如今一般的富人家孩子得到了6000小時的課外教育，其形式包括聽父母讀書，被帶去參觀博物館，得到某項運動的訓練，或其他任何由成年人提供的激勵。這一差距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大大增加了。

上世紀20年代的兩位小說家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和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有過一場著名的論戰。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場論戰被軼事化地精辟總結為：菲茨杰拉德說，“富人跟你我之輩不一樣”；海明威反駁道，“是不一樣，他們有更多錢。”

對健康和為子女提供機會能力的研究似乎表明，富人和其他人的差別不只在于錢多錢少，而在于兩樣更為根本的東西：健康和機會。

要想讓社會變得更公平、更包容，就必須設計出一系列政策，以解決流向富人的金錢收入比例迅速擴大的問題。但至關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支持其余人群的舉措至少同樣重要。

對不平等以及巨額財富的新一輪關注，如果導致人們不再關注民主社會為所有公民提供健康和教育支持的根本任務，那將是個悲劇。

注：本文作者為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查爾斯?W?艾略特大學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任美國財政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