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樞下移和波動收斂的背景下，淡化經濟增長逐漸成為共識。因此中國總理李克強在2014年“兩會”提出7.5%的彈性增長目標，彈性的下限就是“比較充分的就業”。正確認識就業底線，有助于理解政策邏輯及可能的政策轉向。在筆者看來，當前的認識還不夠深入。

認識盲區

近年來，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確定的就業目標是，全年新增就業900萬，2014年這一目標增加到1000萬。就業目標如何確定？我們判斷其依據可能有二：一是失業人數，2003年以來中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800-900萬，峰值為926萬，政府努力解決登記失業的就業問題，義不容辭；第二個依據是新增就業供給，中國每年畢業大學畢業生總規模為600-700萬，加上一定數量的農民工進城，需要創造一定規模的崗位需求以避免產生新的失業。

這一目標如何實現？按照通行的方法測算，中國過去幾年城鎮就業彈性大約為120-140萬，也就是說，每實現1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大約能新增120-140萬人的就業。按照這樣測算，需要7.5%的經濟增速才能實現1000萬人的新增就業目標。因此經濟增長目標就這樣確定了。

這一決策過程實在顯得粗糙。公開數據顯示，中國當前就業統計仍然很不完善，登記失業人數不能反映中國真實失業狀況，按照登記失業人數確定就業目標，無疑不合適。另一個依據從供需角度確定就業增長目標，但供需兩方面都有重要因素被遺漏：

從需求端看，就業彈性在增加。2007年以來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每一個百分點的增長能拉動120-140萬人的新增就業，這一規模以每年約5.4萬人的速度在增長。導致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服務業的穩定增長及服務業比重增加，服務業對就業的吸納能力強于工業和農業。按照這樣計算，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大約為150萬，新增1000萬就業只需6.7%的經濟增長。

從供給端看，勞動力開始加快退出。中國進入快速老齡化過程，2012年，人口結構迎來大的拐點——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開始減少。疊加勞動參與率的降低，就業人員開始加快減少。按照當前的人口年齡結構，假設勞動參與率從2012年的78%下降到2020年的75%（2012年中等收入國家的勞動參與率不到63%），每年減少約0.4個百分點，則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將從2011年最高的7.86億減少到2020年的7.35億，2013年約有450萬人退出勞動力市場，而且退出規模隨著時間推移逐漸增加，2014年近500萬。考慮老齡化和勞動參與率下降導致勞動力退出，如果2014年新增就業崗位1000萬，需要約1500萬個勞動力供給，這可能加劇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緊張。

就業全景

為了探尋真正的就業底線，就需要了解中國就業及勞動力轉移的全貌。

以人口普查年份的2010年數據計算得出：當年城鎮就業人員3.5 億，其中3.1 億為非農就業，0.4 億從事農業；鄉村就業人員4.1 億，其中1.7 億為非農就業，2.4 億從事農業；從另一個維度看，2010年中國非農就業4.8 億，其中3.1 億為城鎮居民，1.7 億來自農村；農業就業共2.8 億，其中0.4 億來自城鎮，2.4 億為農村居民。

滿足城鎮就業增長必須有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入。以2010年為例，當年中國新增城鎮就業1365萬，但僅靠城鎮原住居民的勞動力供給是遠遠不夠的。2010年城鎮戶籍人口自然增長僅為115萬，考慮勞動能力和勞動參與率，城鎮原住民的勞動力供給更少。2010年，城鎮人口規模增加2466萬人，除了自然增長的115萬以外，還包括：戶籍遷入820萬（主力為大學生戶籍轉移），轉入的農民工及其家屬為1150萬人。這一數據也驗證了，城鎮每年新增的龐大就業需求主要為畢業大學生和進城農民工所吸收。

在這種流入狀態下，城市就業形勢趨于緊張。2008年以后，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崗位供求比例逐漸抬升，2010年超過1（1個崗位需求對應1個求職者），2013年12月達1.1，就業人員日益供不應求，西部地區尤為嚴重。

就業底線

通過對比新增勞動力供給和新增就業需求有助于更可靠地判斷就業底線。

城鎮新增勞動力供給包括三個部分：高校畢業生城鎮就業、進城農民工和城鎮勞動力凈增長。官方數據顯示，2014年高校畢業生規模將達727萬人。

不過，2014年的高校畢業生規模將是20年內的最高點。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每年本?？迫雽W人數和全國人口抽查的年齡分布數據推算，2015年開始，高校畢業生將出現趨勢性減少。

第二部分是進城農民工人數。2010年以來，城鄉勞動力轉移出現兩個明顯特點：一是新進城農民工人數快速減少，平均每年減少超200萬人；二是去外地城市的農民工比例快速下降，2013年，新進城農民工只有43%的比例愿意去外地城市尋找工作機會。導致這些變化的原因不外乎三個方面：農村勞動力老化；農民工輸出地經濟發展較快，本地就業機會增加；農村收入和社會保障持續改善，外出務工的機會成本增加。2013年，新進城農民工的人數為633萬，我們暫且保守預測2014年新進城農民工人數為433萬，比上年減少200萬。

第三部分是原城鎮就業人口的變化。在老齡化和勞動參與率降低的大背景下，這部分人口應該凈減少。由于城鄉人口流動的選擇效應（就業能力較強的年輕農民工及其子女更有可能轉移到城市），中國城鎮的年齡結構比農村略年輕，勞動參與率下降速度也慢于農村。考慮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假設勞動參與率減少幅度為0.2-0.5個百分點，則2014年城鎮勞動力供給減少達140萬-300萬人。

三個部分合計，2014年城鎮新增勞動力供給為860-1020萬人，也就是說，需要創造這么多的就業崗位，才能維持當前的就業供需形勢。

按照150萬的經濟增長-城鎮就業彈性，如果沒有大的風險沖擊、經濟結構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第三產業和中小企業的份額不變），5.7-6.8%的經濟增長就能新創造860-1020個就業崗位，維持當前就業水平的經濟增長其實不到7%。

由此看來，2014年的就業底線仍難以觸及?？紤]到未來勞動力供給的持續減少，只要經濟不突然失速，就業形勢基本不會惡化。

求解就業問題

中國的就業問題，如果有的話，不外乎總量問題和結構問題。

結構問題有目共睹：農民工短缺而畢業大學生有余。從就業需求角度看，原因在于，出口部門和地產基建過度擴張，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從就業供給角度看，人口老齡化和大學擴招是就業結構不平衡的主因。中國新增城鎮勞動力的結構正在發生變化，表現為新進城農民工的減少，而高校畢業生的比例越來越大。因此，優化產業結構，重點發展服務業，創造更多的白領崗位（而不是藍領崗位），將是緩解未來就業結構性矛盾的關鍵。

解決就業總量問題，需要政府堅持底線思維，因為這個問題只有在經濟遭受嚴重風險沖擊的時候才會出現。按照上文的測算，如果中國經濟緩慢減速到5.7%以下，中國總量意義上的就業問題才會變得嚴重。短期看，中國經濟跌破6%的可能性小。但是，嚴重的風險沖擊會在短時間內改變經濟主體的生產、庫存和消費計劃，快速經濟下滑和大面積失業就有可能發生，如2009年一季度，6.6%的經濟增速現在看來不斷太低，但當時出現了大規模農民工返鄉。因此，避免大的風險沖擊應該成為主要的政策著力點。從當前形勢看，企業債務鏈條斷裂、房地產市場過度調整是主要風險點。

（本文作者為中國海通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陳勇，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