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在極速變化的時代，必須保持年輕 ——專訪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

這陣子，財經作家吳曉波在自媒體的“江湖”里忙得風生水起。

當人們的視線不停追逐著他的文章、演講、投資等各式行動時，這位當年以記錄中國經濟潮流、企業命運沉浮的文字而成就聲名的財經作家，在接受《解放周末》專訪時坦承：我對自我的期許是建立在寫作上的。

作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介入的旁觀者”，財經作家的觀察與記錄、思考與命運，或許已經成為時代的具體見證。在吳曉波看來，“這是一個特別好的時代，因為你可以目睹并參與極度快速的變化。”

這些人身上看得到時代的烙印

吳曉波的聲名，是由文字成就的。

吳曉波的文字，是由財經支撐的。

那些跌宕起伏著記錄中國經濟潮流、企業命運沉浮的文字，累積成他“中國最出色的財經作家”的標簽。

新華社浙江分社13年商業記者生涯，他養成了“文字皆有出處”的習慣，“如果不是這個習慣，我早就被人告倒了”；　常年在報刊上開專欄，他找到了“訓練文字的最好途徑”，因為這可以讓寫作者學會用容易使人接受的語言寫作。

直到2001年《大敗局》一書出版，讓嚴肅的商業寫作躋身于暢銷書的行列，也讓作者吳曉波的名字躋身于“著名”的行列。

解放周末：很多人知道吳曉波，是從《大敗局》開始的。當年這部“放在手上令人發燙的書”，是什么令其“燙人”？

吳曉波：《大敗局》是我寫的第四本書了，但之前的幾本都沒有受到如此大的關注。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出現了一批民營企業的倒閉浪潮，中國最大的保健品企業倒閉、中國最大的百貨企業倒閉、中國第二大的IT企業倒閉，都發生在那一年。我當時在新華社當記者，長期跑企業，自然就關心這個現象。也是在那一年，美國電影《泰坦尼克號》上映引起轟動，我借著這個熱點寫了一篇題為《中國企業界的泰坦尼克現象》的文章。

這篇文章出來以后，有出版社聯系我，希望我把這個話題寫成書。我用兩年時間做了一些調研和采訪，完成了書稿，2001年1月《大敗局》出版，可以說它試著探尋了中國企業“中國式失敗”的基因。也是從《大敗局》之后，中國企業家開始發現，原來做企業是會失敗的。

解放周末：《大敗局》開啟了當時觀察、記錄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新鮮視角。

吳曉波：應該說《大敗局》開了兩個先例，第一，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從失敗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的企業，《大敗局》　之后，研究和警惕失敗成為企業界的某種新共識，直到去年這本書還重印了十萬本，可見大家對這一課題的敏感；第二，《大敗局》創造了一種介于商學院案例與新聞報道之間的新文體，它出版之后很快就引發了一些爭議，人們爭論說它到底是什么東西，有人認為它屬于“報告文學”，也有人把它叫做“MBA教案”。不過在我看來，所有的文本寫作，其實就分虛構類和非虛構類兩種，我從事的是典型的非虛構寫作，是商業的非虛構寫作。

解放周末：在商業的非虛構寫作行進中，是什么促使您從微觀的企業案例剖析，轉向對現象背后規律性邏輯的探討？

吳曉波：2004年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我開始考慮體系的問題。那時候，我剛離開新華社，在哈佛大學訪學，想寫一本關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書，但又有點猶豫，因為寫這樣一本書得花不少死功夫。

猶豫時，同學秦朔鼓勵了我：“全國能寫這本書的不過五六個人，我們都在忙，就你寫吧。”我終于決心寫了，但面臨一個問題：用什么樣的敘述邏輯來描述這段歷史？在搜集資料的階段，我大概花了一兩年時間思考、研究這個問題。

可以說，當時我是被問題推著往前走。漸漸地，我認識到中國這三十年的經濟發展，是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和外國資本三個關系互相博弈的結果。把這個理清以后，再往前面走，可能路已經清楚了。然后，我用我的方式，重新講了一遍中國的商業歷史。

解放周末：吳曉波的方式，是否就如評論所說的——用寫故事的方式寫商業史？

吳曉波：沒錯。我覺得人的命運是最有趣的，無論是在商業競爭狀態，還是在其他生活情境。而且，我所受的寫作訓練又是新聞系的一套訓練，會講究張力、細節、戲劇性、場景重現，而道理就在所有這些表達中體現出來。所以，我在書寫商業史時會把人的故事放進去。

商業有一個很有趣的特點，它不是科學，是人的藝術，是人在面對不確定性時的一種選擇。很多人把《大敗局》《激蕩三十年》當作教案來研究，而把人的故事剝離了，反而不那么好看了。

解放周末：在您所關注的中國經濟發展潮流里，您看到經濟與人的命運是如何彼此成就、互相影響的？

吳曉波：二十多年來，我采訪過很多人，絕大多數知名企業家我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觸，從這些人身上是看得到時代的烙印的。比如此次隨習近平總書記出訪美國的魯冠球，我認識他是在1991年，這位初中沒有畢業就經商的農民，從一家機修作坊開始，到今天在美國辦了很多工廠，還涉足保險、信托等金融產業，閱歷、知識及經驗上的進步非常驚人。

商業是值得用生命去投入的，而金錢只是個結果

2014年5月8日，財經作家吳曉波的文字，首度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登場。這篇題為《騎到新世界的背上》的文章，既是“告別原來的媒體生態，到一個新世界生態”的直白宣言，也暗含某種曲折的心思——外在的陣地或可轉移，內心對文字的依仗則不能拋舍。

一年多來，這個“一個人的財經頻道”打造出明晰的吳曉波個人屬性，公眾號里最受關注的也正是那些帶有鮮明吳氏風格的觀點與文字，目前訂戶已超百萬。

吳曉波承認：我對自我的期許是建立在寫作上的。

解放周末：在社會的發展進程當中，財經作家可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吳曉波：財經作家很像管理大師德魯克說的“介入的旁觀者”，必須要進入到商業本身之中。我覺得我現在的角色就是這樣。我對商業的介入，還是比一般的寫作者深。

財經寫作一定要跟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很大關系。比如，2004年我接手“藍獅子”財經出版這個品牌，也是期望通過策劃、出版一批公司案例和企業家管理思想的書，傳播中國本土的公司思想。

解放周末：同時，您依然在堅持寫作。

吳曉波：美國有很多商業寫作者后來都去辦企業、搞創業，不寫字了。中國也一樣，許多優秀的財經寫作者現在都離開了，因為他們離錢太近了，而寫字太不賺錢了。這就造成一個問題，就是財經作家的斷層很厲害。

如果光從賺錢的角度講，我做兩次商業演講的收入，可能就抵得上寫一本書。那么寫作還有什么必要？但我認為人總要有一個自我期許，就是你認為自己想成為什么樣的人。而我，對自我的期許始終是建立在寫作上面的。

解放周末：您身處的時代，對一個財經寫作者來說是一個好的時代嗎？

吳曉波：這是一個特別好的時代，因為你可以目睹并參與極度快速的變化。在過往三十多年的財經世界里，經驗的價值一再被顛覆，你必須每天保持學習和自我革新的活力，才可能跟上那些變化。而且，年輕人的力量越來越強大，身處其中，你也必須保持年輕。對于寫作者來說，這是一個選題無所不在的時代，但愿我們沒有辜負。

解放周末：近年來，對商業與財富的追捧，讓財經閱讀變得很流行。這些關注經濟動態與邏輯的書，是不是成了人們了解社會的一種途徑？

吳曉波：財經閱讀在文本的意義上，是一個速朽的知識商品，再杰出的觀察及創作在若干年后都會顯得非常陳舊；同時，財經人物及事件背后的人性卻是永恒的。所以，對于創作者來說，挑戰和樂趣正在其中。人們對財經閱讀的需求有很多重，有些是實操性的，有的是知識性的，但是立足現實是共同的前提。

商業現在已經變成一個跟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的東西。原來關系可能不太緊密，所以你沒有能力去描述它，而越來越緊密了以后，商業的邏輯性、戲劇性就出現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同商業之美。

解放周末：何謂商業之美？

吳曉波：我對商業的理解，首先是認為它有它的正當性。中國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來，商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我們這一代人是從貧窮中走出來的，早年在金錢上有不安全感，所以，成年以后我對金錢的態度是不排斥的。我覺得，在一個正常的商業世界里，應該對金錢既不鄙視，也不仰視。

其次，我認為商業本身是值得用生命去投入的，而金錢只是個結果。在從事商業的過程中，不管你是經營一家企業，或者只是投資理財，這個過程本身就包含了很多理性的成分，有工具理性、科學理性、人文理性，這和文學、繪畫、音樂一樣，有它特有的“美”存在。而且，今后大家對這種“美”的理解，應該還會更加豐富。

大歷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不能缺失

在商業書寫的進程中，詩意的搖曳來得偶然又堅定。

2014年，吳曉波偶然在《讀書》雜志讀到打工女孩鄔霞的詩，被一個他原本忽略的真實震撼了。曾無數回走進車間，從一條條生產線邊上掠過的他，也一次次掠過了那些背對著自己沉默勞作的人的情緒與命運。

當時，他就決定要做點什么，堅定地。接著，就有了電影紀錄片《我的詩篇》等一系列的故事。

促使吳曉波這樣做的原因是：很多年后，當我們回憶起這段中國經濟崛起史的時候，這些詩句是不應該被遺忘的。它們是大歷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許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則其他真相，俱為謊言。

解放周末：您參與創作了聚焦打工詩人的紀錄電影《我的詩篇》，是想說明另一種商業之“美”嗎？

吳曉波：我想這更是另一種商業之“真實”。這部電影還在今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得了金爵獎。

解放周末：這么多年專注商業史，您打交道的多是商界領袖、成功人士，怎么會注意到這樣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群體？吳曉波：從大學開始，我就很喜歡詩歌，也寫詩，但從來沒有發表過。寫《激蕩三十年》和《跌蕩一百年》的時候，我每一卷都會引用一些詩歌。當時我就感覺到，長期以來漢語對于工業現狀的描寫是不被重視的，關于公司、關于商業，無論是詩歌還是其他文學體裁，很少有好的作品。

去年，我偶爾在《讀書》雜志讀到了打工女孩鄔霞的詩，又看到詩評家秦曉宇透露的這樣一個事實：在當今中國，起碼有一萬名地下工人詩人，他們在生產線、建筑工地、礦井和石油工地上勞作，同時也在默默地用詩句記錄自己的喜怒哀樂。我被這個隱秘的事實震撼了，想辦法聯系上了秦曉宇，提議能否由他主編一本中國當代工人的詩歌集，他同意了。

后來，我又和2008年與我合作紀錄片《激蕩1978-2008》的編導吳飛躍聊起這個事，他很激動，說能不能拍成一部紀錄電影。這個事情就這樣開始了。

解放周末：這些由勞動的汗水灌注的詩篇，折射出怎樣的時代景象？

吳曉波：這些工人其實是商業史中最基本的元素，他們也是最務實執著的一個群體。在我看來，一個國家的進步，一個社會的商業發展，其實都體現在人的命運中，那么，從這些工人的命運和他們的文字里，人們可以看出很多真相。

解放周末：這些真相，正是社會發展具體的歷史。

吳曉波：對，詩歌是很具體的。比如，有一位工人在詩歌里寫，“我把螺絲往右邊擰的時候，螺絲會反抗”，如果你不是在一線干過活，你想象不到這樣的意境。比如，鄔霞是深圳一家制衣廠的工人，她的詩寫她熨燙的吊帶裙，帶著勞作的汗味和工業化的蒸汽；她寫女工討薪的故事，講的都是一些細節，并且有情緒在里面。所以，我覺得，我們是做了一個歷史的、真實的留存，使這些勞動與勞動者的文本和影像能夠留存下來。

如果讓所有的孩子都去學商科，那這個社會簡直糟糕透了

尋找廖廠長，是象征意味濃烈的行動。

1989年，吳曉波和復旦大學的同學，計劃用腳去南中國走一圈，考察變革中的中國。但受困于經費。

登報求助后，湖南婁底一位素不相識的廖姓廠長，匯來7000元錢，除了要一份考察報告之外，別無他求。

行至婁底時，他們特地登門拜訪，發現慷慨出手的廖廠長，身在簡陋而局促的辦公室，是個并不闊綽的小廠長。

失聯多年后的2014年，吳曉波在網絡上尋找自己心中的廖廠長。終得相聚。

此時的尋找與彼此的廖廠長，聯袂成為一個象征：“我們的社會正變得越來越物質，我們開始用金錢來評價一個人的價值，任何東西都可以交易，所有交易都有成本。相比之下，廖廠長不計成本、無法交易的行為，是那么罕見。”

解放周末：很多人感慨，今天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是，金錢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或許過于重了一點。“對商業的介入比一般寫作者深”的您對此可有同感？

吳曉波：我們從物質缺乏的時代突然被釋放出來，財富以非常快速的方式實現了一種積累，然后壓到一些人身上，人就覺得不知所措了。這是一個野蠻成長的時代，是一個過渡的時代，慢慢會過去吧。

解放周末：在物質野蠻成長的時代，會不會使得有些“非物質”容易被忽略或者被消解？

吳曉波：一定會的，因為在物質爆炸的時代，精神的追求無法量化、沒有消費者，所以難以得到尊重，人們就進入到了一個精神乏味而又感官刺激的時代，所有的時間都被兌換為金錢，所有的價值都可以用數字來衡量，每個國家都可能經歷這一階段，好在，它在中國正在過去。

最麻煩的是，很多事情發生的時候，你不自覺，你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當你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的時候，你表達出來，至少有一部分人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今年寫了一篇文章，叫《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講了我鼓勵18歲的女兒追尋音樂夢想的事。文章出來后，很多我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告訴我，終于放手讓孩子“想干嘛干嘛”了。有一位女士在企業當老總，兒子上高中，喜歡在網上寫小說，媽媽進來檢查的時候就裝作在做物理、數學，這讓她非常憤怒。我說如果你兒子是一個很有寫作才華的人，你何必逼著他去學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呢？我還有一個朋友，兒子不喜歡讀書，但是喜歡跳街舞，只要有舞臺、有音樂，他就來勁了。他的爸爸媽媽看了我的文章以后，把孩子送到舞蹈學校去了。

解放周末：成長并非只有一條路徑。但今天人們對成功過于狹隘的理解，也讓生命的路徑與價值變得單一。

吳曉波：如果我們讓所有的孩子都去學商科，學習怎么賺錢，那這個社會簡直糟糕透了。必須要有人去學音樂，有人去學哲學，有人去學政治，有人去學物理……這個社會才會很豐富。

解放周末：財富并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正如您在文章中所說的，如果有權利去追求自己所喜歡的未來，就“一定不要錯過”。

吳曉波：這是即將在我們這個國家發生的事情，一些已經完成財富原始積累的人們將開始從金錢的追逐中抬起頭來，把更多的時間投注于精神消費，同時，他們的子弟也有機會和能力去追求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和職業。在這樣的需求刺激下，精神文化商品的供應將大大增加，這兩者之間會形成新的互動和社會景象——原諒我還是用經濟學的供應-需求理論來解釋這個新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