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傳統發展模式已經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依靠拉動內需和企業走出去的發展路徑，也由此改變了國際收支的雙順差狀態——

資本外流是利還是弊

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下跌，2月5日，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盤中再度逼近跌停，這已經是最近9個交易日中第7次逼近跌停。國家外匯管理局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四季度，我國經常項目順差611億美元，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912億美元，遠超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468億美元逆差，創1998年以來的新高。而人民幣貶值、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擴大無疑會帶來國內資本的大量流出。那么，該如何理性看待資本外流的現象？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利還是弊？

“資本外流”的合理性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境內國際資本正在流出。數據顯示，2014年四季度，除了貨物貿易順差1693億美元外，其他項目都出現逆差，外匯儲備資產減少293億美元。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認為，我國跨境資金流動波動加大受人民幣匯率預期分化的影響。“2014年3月份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浮動幅度進一步擴大，匯率雙向波動逐漸深入人心，人民幣匯率預期分化，促使企業結匯意愿減弱、購匯動機增強，并采取了增加外匯存款、減少外匯貸款的財務操作。”管濤表示。

“隨著世界經濟的緩慢復蘇，國際經濟形勢發生此消彼長變化，美聯儲逐步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元匯率走強，國際資本大量回流美國，許多新興市場出現了資本外流、本幣貶值的壓力，這對中國也產生了一定影響。”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

應該看到，逆差擴大背后的內因是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擴大出口換取外匯儲量的經濟發展方式帶來出口和資本的雙順差，人民幣大幅升值。但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這種傳統模式已經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依靠拉動內需和企業走出去的發展路徑，也由此改變了國際收支的雙順差狀態。

數據顯示，銀行的外匯存款增加，但境內外匯貸款減少。“這說明外匯存款大部分被銀行用于境外投資，使得外匯由過去央行集中持有變成了市場分散持有，是‘藏匯于民’的過程。”管濤認為。

預期中的有序調整

資本流出特別是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大量流出，會給經濟發展帶來不穩定因素，嚴重時可能出現金融危機，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熱錢外逃”。

熱錢具有短期逐利性、追求高額利潤等特點。郭田勇認為，熱錢的投機性短期內會給中國經濟帶來一系列不確定因素。首先，熱錢大量流動易使投資者增強人民幣大幅貶值的錯誤預期；其次，熱錢大規模流動使得國際收支不平衡，破壞外匯市場穩定性，增加了央行調控貨幣政策的難度。

然而另一方面，人民幣適度貶值有利于國內企業出口，鼓勵企業走出去也必然帶來資本的流出。管濤認為，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貿易順差、資本流出”的格局必然會更加常態化。“這符合宏觀調控和改革的方向，是一種預期中的、有序的調整。”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也表示，短期內資本的流入流出是正常的，不會影響經濟總體方向，不能因為追求穩定的環境就放緩“走出去”的步伐。

事實上，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雖有所走低，但對主要貿易伙伴貨幣匯率總體繼續偏強。去年，國際清算銀行編制的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均創歷史新高，全年分別升值了6.4%和6.2%，2005年匯改以來累計分別升值了40.5%和51%。

應對之策在于“練好內功”

如何應對資本流出的現象？郭田勇認為，根本之道在于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產業升級，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首先要鼓勵科技創新，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其次要優化產業分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發展高科技含量的優勢產業；三要合理利用外資，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和競爭力，實現經濟結構平穩轉型。”

考慮到資本大幅流出對貨幣市場穩定性的不利影響，趙錫軍強調，通過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增強抵御外匯市場風險的能力和資本市場運作的能力，才能激發產業升級的動力，避免資本外流給外匯市場帶來的風險。

“要調整出口結構，優化出口產品質量，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要優化外匯儲備管理，提高外匯儲備的利用率。最重要的是，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穩步有序地促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國際化。重點是保持平穩的貨幣政策，實現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郭田勇說。

未來，我國跨境資金流動仍將面臨很多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中國已經明確要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擴大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這是大勢所趨。開放以后，跨境資金波動可能會更加常態化。對此，管濤認為，一方面要增加容忍度，對于資本流入流出做好心理和措施上的準備；另一方面，要練好內功以更好地應對未來可兌換程度不斷提高、市場開放不斷擴大的新形勢。 （光明日報記者 溫源 光明日報通訊員 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