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核準”向“注冊”進發

“公募基金多年來市場化的呼聲終將在法律層面得到確認。”一位老十家基金公司在任10年之久的副總經理感慨。

此次基金法修訂的另一大看點在于，基金募集的管理方式由“核準制”修改為“注冊制”，而二者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要求監管機構在做出行政許可時做出實質性判斷；而后者則要求僅用合規性形式進行審核。

“此前基金公司遞交新品申請需要經過很多個部門，監管機構也需要根據市場控制新基金發行的節奏，多通道開放后很多公司抱著不掉隊的思路更是濫用發行渠道，產品的盲目上線給自己造成了資源的浪費。”信達澳銀基金公司北京分公司人士分析。

目前，國內基金只數突破一千只，而基金產品創新更是步伐加快。在在監管部門“放松管制，加強監管”的思路下，此前已有一系列制度與公募基金的市場化呼應。

例如，今年3月2日證監會基金部下發《關于進一步優化基金分類審核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基金公司通過境內基金通道上報產品，不再按照固定收益類基金、主動投資的偏股類基金、指數類股票基金的分類方式分別排隊，可以同時上報三只基金的募集申請，三只基金可以是同一類型，也可以是不同類型。

這是繼基金多通道審批開放以來的又一市場化動作。

好買基金認為，“注冊制”所表現出的價值觀念反映了市場經濟的自由性、高效性以及政府管理經濟的規范性，因而是與市場經濟相吻合的基金發行制度。同時，嚴格的信息披露，增加了基金公司的透明度，也有利于投資者進行謹慎的投資判斷。

也因此，從法律上確認“注冊制”將改變以往申請人不能根據市場情況和投資者需求及時推出產品的尷尬。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師江賽春認為，改為“注冊制”使基金公司可以靈活地應對市場，根據市場需求研發基金產品。尤其對一些有實力的基金公司來講，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海通證券首席基金分析師婁靜也認為，基金產品的募集申請在立法中正式由“核準制”向“注冊制”轉變，基金產品的行政審批權進一步放開。“注冊制”的實現有助于改善基金公司競相發行新基金以擴大管理規模，而不重視基金發行質量的現實，簡化了新基金發行程序，節約了新基金審核時間和成本。

聰明的維權――理事會基金

“在關于基金組織形式上，草案頗有創意且聰明地創設了理事會基金，而他是與契約性基金本質上相同，操作方式不同的信托性資金集合體。”證監會基金部的一位官員解讀。

確實，在去年基金法修訂的征求意見稿中，我們僅看到了公司型基金和有限合伙型這兩種新的基金組織形式。而在本次全文公布的修訂草案中，前兩者分別被“理事會”基金和“無限責任型”基金替代。

“理事會相當于公司中的董事會，是對基金內部治理結構有所強化增設的一個意思表達機構。”有專家解讀。而包括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理事會型基金的理事會都不得直接參與或者干涉基金的日常投資管理活動。

確實，在過往的十余年當中，因基金管理人違規操作、技術故障等給基金財產或基金持有人造成損失并不少見，雖然也有公司主動承擔責任并給予持有人相關補償，但事實上仍然欠缺強制懲罰措施。

“公募基金對投資者的法定保護機制較少，有必要借鑒公司內部治理的相關規定加以強化。一些特殊性質的公募基金如房地產投資基金，其自身運作特征與上市公司更為相似，也難以采用契約型的組織形式。”北京的一位基金公司產品總監認為。

對于沒有采用公司型基金，而是理事會基金，業內人士認為，解決了此前一直擔憂的法律銜接問題。

通力律師事務所律師呂紅解釋說，就國內的《公司法》而言，注冊資本是確定的，不能隨便變動，如果是一個股份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份變動，還需要經過政府部門批準。但公司型基金，顯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公司，也許每天都有投資者進行申購和贖回，對于這些基金而言，其資本是不確定的。

“沒有采用公司型基金的另一個考慮在于稅收問題，如果實際操作中法律難以銜接，那么此前公募基金的一稅制就難以得到保障，可能涉及雙重征稅的問題。”上述產品總監認為。

而草案對新型組織形式的設立方式、職權范圍、選舉方式、甚至費用來源等方面都一一進行了詳盡的規定，以便新型組織形式的基金成立后能夠有法可依，不再存在適用哪部法律的問題。

雖然立法者為持有人權益的保護做出了權衡，但是也有業內人士擔憂，類似這種理事會并非能真正發揮其意思自治的作用，或將淪為一個空殼。

草案規定：“對于理事會型基金，理事會議事規則和首屆理事會成員均需要在基金合同中明確約定。”而在基金合同成立初期，理事會必然由基金管理人提名，并非能成為持有人利益的代表。

業內人士指出，國外立法中，類似基金對獨立董事要求很高，其比例甚至要求達到75%以上，而在國內類似基金的具體操作細則還有待監管部門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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