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相反，從不可貿易部門開始提高工資水平，倒過來會溢出到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因為服務業價格跟著工資一起漲，會讓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可貿易部門競爭力下降。在經濟增長和發展這方面，也許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取代生產率的增長這一途徑。

　　由于這些年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似乎也變得暗淡了。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不再樂觀。其實，這幾年的增長放緩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新一屆政府慎重的宏觀政策來解釋，并不值得太擔心。真正的擔憂在于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趨勢是否確定。這個問題上，政府過去的一些做法即使存在著共識，今天看起來也還是有值得反思和總結的地方。而我最為擔心的就是那些很快會形成全面共識的思潮和認識，因為這些共識影響了、甚至推動了高層的決策和政策的貫徹執行，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前景。

　　這樣的共識有過不少。過去有，今天也有。我現在要提到其中的一個，跟所謂的“中美經濟的再平衡”有關。我們知道，過去10多年來，以中美貿易不平衡為由，美國要求中國經濟實現宏觀上的再平衡，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以增加進口，從而實現貿易上的平衡。我曾經在一些評論中說，美國提出的這個再平衡要求與我們國內多數經濟學家關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提高消費占比的呼聲在邏輯上幾乎同出一轍，于是就得到了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的呼應。從此，“再平衡”成為我所說的幾個擁有廣泛共識的觀點之一。

　　再平衡的提法最初雖然針對的是中美雙邊貿易的，但主要針對了中國。對美國來說，再平衡不見得會起什么作用，因為美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積累已久，不容易改變，政府赤字和債務規模積重難返，再平衡不過是個口號而已。我不知道美國的經濟如何能夠做到再平衡。美國能重返制造業大國地位嗎？美國能成為出口大國嗎？我們經常可以聽到我們本土的不少經濟學家會相信美國做得到，但美國的大多數經濟學家是不信的。相比之下，中國經濟的再平衡似乎相對容易很多。

　　在中國，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再平衡的政策10年來從沒有改變過。除了匯率升值之外，最顯而易見的再平衡政策還體現在那些分配性的和再分配性的政策中。實行那些分配性和再分配性的政策目的，就是努力提高消費占比、降低投資占GDP的份額，而與之相配合的產業政策便是要提高服務業附加值占GDP的比重，這其中也包括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來對待，以盡快讓服務業份額大過制造業。國內的一些經濟學家稱之為從投資驅動的增長轉變到消費驅動的增長軌道上來。而在政策上，政府是把刺激消費需求和提高勞動所得占國民收入的份額當作了在經濟增長方面的基本政策目標。

　　仔細觀察過去10年來的經驗，就會發現中國經濟在宏觀結構上的確在趨于平衡。問題是，這是令人鼓舞的還是令人擔憂的？我們需要加以分析才能給出基本的答案。我們要知道的是，從經濟增長的理論與經驗來看，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是不太可能平衡的，平衡的經濟不太可能實現快速的增長。很多人沒有明白，經濟發展就是從結構不平衡到平衡的實現過程。例如，從統計上看，世界上只有兩類國家的消費占比最高，最富裕的和最貧困的國家。對于最貧困的國家而言，還沒有實現經濟發展。實際上，較高的消費占比和較高的服務業占比通常都是經濟發展到高收入階段的結果和標志，但是前者卻并不是后者發生的原因，也就是說，為了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不能人為地去提高消費占比和服務業的占比。但過早、過快地提高消費占比和服務業占比其實是再平衡呼聲的政策含義。

　　經濟學的研究早就發現，過早提高消費占比，國民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消費，不利于生產率的提高，同樣，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時候把更多勞動力從制造業轉移到服務業以后，總體生產率會下降，這是全球的經驗，所以，過早提高消費和服務業的占比會降低生產率的增速和水平，最終扭曲經濟的長期增長趨勢。所以，這些年來我們在政策上實現經濟再平衡的結果是，中國很可能在經歷“過早去工業化”。而過早地去工業化有可能負面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為什么這么說？原因大概是這樣的：我們知道，在政策上把服務業的份額提高就需要把更多的勞動力從制造業吸引到服務業中來。而這么做的主要途徑是提高服務業的工資水平，要提高服務業的工資水平就需要人為地提高非技能勞動力的所謂生存工資。為此就要大幅度縮小城鄉勞動力之間在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距，同時也要不斷提高最低工資，并要求政府大力干預富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我們在過去10多年來非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增長平均每年大概有15-20%，這并不真正是中國的人口轉變造成的結果。關于頗為流行的中國人口轉變的“劉易斯拐點”一說，我注意到最近受到越來越多的研究的挑戰。

　　再平衡的結果，過去10年來，大家非常清楚地看到，我們現在非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已經超出了普通技能勞動力的工資。現在大學畢業生的就業不僅困難，而且入職時的工資水平在不斷下降，甚至不及按小時工資來算的鐘點工，這種情形的出現可能與我們經濟的再平衡努力有關聯。

　　再平衡的概念與資本賬戶開放和自由浮動匯率等其他概念一樣，很容易打動人，理論上完美無缺。但是建立在這些概念上的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影響到底是否利大于弊，還是很值得經濟學家深入分析。念經濟學的都知道，如果一個國家的可貿易部門很有競爭力，它的生產率增長很快，那么這個部門的工資會跟著生產率一起漲。而因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緣故，非貿易部門，特別是服務業的工資也就會不斷向可貿易部門靠攏，這就是巴拉薩－薩繆爾森定理。所以，是貿易部門的工資向不可貿易部門的傳遞導致了服務業的工資水平的提高，這種提高對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變化的影響是正面的，它將推動經濟結構的變化。如果貿易部門不斷地增長，生產率的不斷增長推動工資逐步上升，然后逐步傳遞到非貿易部門，導致服務業和其他非貿易部門的工資緩慢上升，這時候服務業的工資和整個經濟的服務業占比的演變就是良性且積極的，而且將來如果我們觀察到在某一年服務業超過了制造業份額，也就很正常了，因為那時候我們的經濟發展可能已經進入了高收入階段。可是，如果我們采取干預經濟的再平衡政策，促使經濟實現所謂的再平衡，那邏輯就反過來了，因為要從不可貿易部門開始提高工資水平，這樣會倒過來傳遞到制造業，因為服務業價格跟著工資一起漲，這樣會讓勞動力成本上升，倒過來會溢出到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導致貿易部門的競爭力下降，因為工資增長比生產力增長更快，所以可貿易部門失去的是競爭優勢，要知道貿易部門對中國經濟發展依然很重要。所以，今天看到我們的服務業對GDP增長的貢獻份額超出了制造業，我是擔憂的，因為它可能與再平衡有直接關系。如果成本的上升不是從可貿易部門開始，并逐步來推動服務業發展，那這個現象很可能就是中國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發生改變的信號，所以我把它叫做“過早去工業化”現象，也許這是中國經濟現在和未來需要面臨的最大挑戰。

　　剛才說到，由于再平衡的努力，由于服務業工資增長過快導致出口行業的競爭力在下降。這是一個局部現象嗎？是否就是沿海的現象？起初，我們會這樣看問題，認為這就是發生在沿海的現象。如果是這樣，沿海的制造業可以內遷到中西部地區，產業轉移是最好的結局。不過，情況并不這么樂觀。最近IMF做了調查，發現中國的中西部地區的平均工資比沿海低不了多少，大概只低15-20%，我想這也說明成本上升不是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增加而引起，而是經濟再平衡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產業就會選擇轉移到境外，比如到孟加拉、越南等工資水平非常低的地方去。所以，中西部地區承接來自沿海地區制造業的機會也許并不那么大，因為其工資水平跟沿海的差距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大，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產業在國內的轉移并不理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希望產業能夠盡快實現升級換代，來繞開產業在轉移過程當中遇到的工資屏障。不過，我們更要清醒，產業升級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容易，因為產業升級首先需要更新勞動力的技能，我們都知道技能的增長不可能快于GDP的增長，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希望短期用產業升級來代替產業轉移，也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

　　還能怎么辦？亡羊補牢吧。事情還沒有發展到不可逆轉的時候。我個人的看法是，我們的經濟政策經歷了十年再平衡的取向之后，需要做大的調整。在今天經濟減速的情景之下，我們更需要考慮怎么把我們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政策取向重新調回到促進生產率增長的核心問題上面。在我看來，所有的政策最終都要落實到能夠促進生產率的提高上面來，因為生產率的提高從中長期來說是唯一讓工資上升的理由。其他所有的為了再平衡加大的再分配的政策，包括促進消費的政策，促進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如果不能順應生產率增長的話，都可能傷害生產率的提升。在經濟增長和發展這方面，也許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取代生產率的增長這一途徑。在政策制定層面上，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現在這個階段上，從中低端向中高端產業的升級過程中，因為技能的培訓、勞動力素質提高都是緩慢的，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還得依賴投資提升勞動生產率，政策重心也要聚焦到勞動生產率提升這個核心問題，中長期中國經濟發展，哪怕是7%的增長率，還是要有生產率的支撐。現在回頭反思一下，比如大家看到的中小企業的問題，制造業面臨的問題，可能是與我們10年來總體上偏向分配政策有關。相對于上世紀90年代，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分配性和再分配性的政策多了，有助于推動生產率增長的直接生產性的政策弱了。也許我們在政策制定層面上該重新考慮如何更多地關注促進生產率提高這個核心問題。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作者2014年12月30日下午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主辦的《2015世界經濟形勢分析報告》發布會上的發言，有刪節。經作者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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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再平衡”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影響

　　2015年1月9日 07:32來源:文匯報

　　原標題: 關于“再平衡”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影響

　　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相反，從不可貿易部門開始提高工資水平，倒過來會溢出到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因為服務業價格跟著工資一起漲，會讓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可貿易部門競爭力下降。在經濟增長和發展這方面，也許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取代生產率的增長這一途徑。

　　由于這些年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似乎也變得暗淡了。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不再樂觀。其實，這幾年的增長放緩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新一屆政府慎重的宏觀政策來解釋，并不值得太擔心。真正的擔憂在于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趨勢是否確定。這個問題上，政府過去的一些做法即使存在著共識，今天看起來也還是有值得反思和總結的地方。而我最為擔心的就是那些很快會形成全面共識的思潮和認識，因為這些共識影響了、甚至推動了高層的決策和政策的貫徹執行，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前景。

　　這樣的共識有過不少。過去有，今天也有。我現在要提到其中的一個，跟所謂的“中美經濟的再平衡”有關。我們知道，過去10多年來，以中美貿易不平衡為由，美國要求中國經濟實現宏觀上的再平衡，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以增加進口，從而實現貿易上的平衡。我曾經在一些評論中說，美國提出的這個再平衡要求與我們國內多數經濟學家關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提高消費占比的呼聲在邏輯上幾乎同出一轍，于是就得到了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的呼應。從此，“再平衡”成為我所說的幾個擁有廣泛共識的觀點之一。

　　再平衡的提法最初雖然針對的是中美雙邊貿易的，但主要針對了中國。對美國來說，再平衡不見得會起什么作用，因為美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積累已久，不容易改變，政府赤字和債務規模積重難返，再平衡不過是個口號而已。我不知道美國的經濟如何能夠做到再平衡。美國能重返制造業大國地位嗎？美國能成為出口大國嗎？我們經常可以聽到我們本土的不少經濟學家會相信美國做得到，但美國的大多數經濟學家是不信的。相比之下，中國經濟的再平衡似乎相對容易很多。

　　在中國，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再平衡的政策10年來從沒有改變過。除了匯率升值之外，最顯而易見的再平衡政策還體現在那些分配性的和再分配性的政策中。實行那些分配性和再分配性的政策目的，就是努力提高消費占比、降低投資占GDP的份額，而與之相配合的產業政策便是要提高服務業附加值占GDP的比重，這其中也包括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來對待，以盡快讓服務業份額大過制造業。國內的一些經濟學家稱之為從投資驅動的增長轉變到消費驅動的增長軌道上來。而在政策上，政府是把刺激消費需求和提高勞動所得占國民收入的份額當作了在經濟增長方面的基本政策目標。

　　仔細觀察過去10年來的經驗，就會發現中國經濟在宏觀結構上的確在趨于平衡。問題是，這是令人鼓舞的還是令人擔憂的？我們需要加以分析才能給出基本的答案。我們要知道的是，從經濟增長的理論與經驗來看，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是不太可能平衡的，平衡的經濟不太可能實現快速的增長。很多人沒有明白，經濟發展就是從結構不平衡到平衡的實現過程。例如，從統計上看，世界上只有兩類國家的消費占比最高，最富裕的和最貧困的國家。對于最貧困的國家而言，還沒有實現經濟發展。實際上，較高的消費占比和較高的服務業占比通常都是經濟發展到高收入階段的結果和標志，但是前者卻并不是后者發生的原因，也就是說，為了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不能人為地去提高消費占比和服務業的占比。但過早、過快地提高消費占比和服務業占比其實是再平衡呼聲的政策含義。

　　經濟學的研究早就發現，過早提高消費占比，國民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消費，不利于生產率的提高，同樣，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時候把更多勞動力從制造業轉移到服務業以后，總體生產率會下降，這是全球的經驗，所以，過早提高消費和服務業的占比會降低生產率的增速和水平，最終扭曲經濟的長期增長趨勢。所以，這些年來我們在政策上實現經濟再平衡的結果是，中國很可能在經歷“過早去工業化”。而過早地去工業化有可能負面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為什么這么說？原因大概是這樣的：我們知道，在政策上把服務業的份額提高就需要把更多的勞動力從制造業吸引到服務業中來。而這么做的主要途徑是提高服務業的工資水平，要提高服務業的工資水平就需要人為地提高非技能勞動力的所謂生存工資。為此就要大幅度縮小城鄉勞動力之間在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距，同時也要不斷提高最低工資，并要求政府大力干預富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我們在過去10多年來非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增長平均每年大概有15-20%，這并不真正是中國的人口轉變造成的結果。關于頗為流行的中國人口轉變的“劉易斯拐點”一說，我注意到最近受到越來越多的研究的挑戰。

　　再平衡的結果，過去10年來，大家非常清楚地看到，我們現在非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已經超出了普通技能勞動力的工資。現在大學畢業生的就業不僅困難，而且入職時的工資水平在不斷下降，甚至不及按小時工資來算的鐘點工，這種情形的出現可能與我們經濟的再平衡努力有關聯。

　　再平衡的概念與資本賬戶開放和自由浮動匯率等其他概念一樣，很容易打動人，理論上完美無缺。但是建立在這些概念上的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影響到底是否利大于弊，還是很值得經濟學家深入分析。念經濟學的都知道，如果一個國家的可貿易部門很有競爭力，它的生產率增長很快，那么這個部門的工資會跟著生產率一起漲。而因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緣故，非貿易部門，特別是服務業的工資也就會不斷向可貿易部門靠攏，這就是巴拉薩－薩繆爾森定理。所以，是貿易部門的工資向不可貿易部門的傳遞導致了服務業的工資水平的提高，這種提高對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變化的影響是正面的，它將推動經濟結構的變化。如果貿易部門不斷地增長，生產率的不斷增長推動工資逐步上升，然后逐步傳遞到非貿易部門，導致服務業和其他非貿易部門的工資緩慢上升，這時候服務業的工資和整個經濟的服務業占比的演變就是良性且積極的，而且將來如果我們觀察到在某一年服務業超過了制造業份額，也就很正常了，因為那時候我們的經濟發展可能已經進入了高收入階段。可是，如果我們采取干預經濟的再平衡政策，促使經濟實現所謂的再平衡，那邏輯就反過來了，因為要從不可貿易部門開始提高工資水平，這樣會倒過來傳遞到制造業，因為服務業價格跟著工資一起漲，這樣會讓勞動力成本上升，倒過來會溢出到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導致貿易部門的競爭力下降，因為工資增長比生產力增長更快，所以可貿易部門失去的是競爭優勢，要知道貿易部門對中國經濟發展依然很重要。所以，今天看到我們的服務業對GDP增長的貢獻份額超出了制造業，我是擔憂的，因為它可能與再平衡有直接關系。如果成本的上升不是從可貿易部門開始，并逐步來推動服務業發展，那這個現象很可能就是中國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發生改變的信號，所以我把它叫做“過早去工業化”現象，也許這是中國經濟現在和未來需要面臨的最大挑戰。

　　剛才說到，由于再平衡的努力，由于服務業工資增長過快導致出口行業的競爭力在下降。這是一個局部現象嗎？是否就是沿海的現象？起初，我們會這樣看問題，認為這就是發生在沿海的現象。如果是這樣，沿海的制造業可以內遷到中西部地區，產業轉移是最好的結局。不過，情況并不這么樂觀。最近IMF做了調查，發現中國的中西部地區的平均工資比沿海低不了多少，大概只低15-20%，我想這也說明成本上升不是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增加而引起，而是經濟再平衡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產業就會選擇轉移到境外，比如到孟加拉、越南等工資水平非常低的地方去。所以，中西部地區承接來自沿海地區制造業的機會也許并不那么大，因為其工資水平跟沿海的差距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大，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產業在國內的轉移并不理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希望產業能夠盡快實現升級換代，來繞開產業在轉移過程當中遇到的工資屏障。不過，我們更要清醒，產業升級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容易，因為產業升級首先需要更新勞動力的技能，我們都知道技能的增長不可能快于GDP的增長，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希望短期用產業升級來代替產業轉移，也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

　　還能怎么辦？亡羊補牢吧。事情還沒有發展到不可逆轉的時候。我個人的看法是，我們的經濟政策經歷了十年再平衡的取向之后，需要做大的調整。在今天經濟減速的情景之下，我們更需要考慮怎么把我們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政策取向重新調回到促進生產率增長的核心問題上面。在我看來，所有的政策最終都要落實到能夠促進生產率的提高上面來，因為生產率的提高從中長期來說是唯一讓工資上升的理由。其他所有的為了再平衡加大的再分配的政策，包括促進消費的政策，促進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如果不能順應生產率增長的話，都可能傷害生產率的提升。在經濟增長和發展這方面，也許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取代生產率的增長這一途徑。在政策制定層面上，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現在這個階段上，從中低端向中高端產業的升級過程中，因為技能的培訓、勞動力素質提高都是緩慢的，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還得依賴投資提升勞動生產率，政策重心也要聚焦到勞動生產率提升這個核心問題，中長期中國經濟發展，哪怕是7%的增長率，還是要有生產率的支撐。現在回頭反思一下，比如大家看到的中小企業的問題，制造業面臨的問題，可能是與我們10年來總體上偏向分配政策有關。相對于上世紀90年代，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分配性和再分配性的政策多了，有助于推動生產率增長的直接生產性的政策弱了。也許我們在政策制定層面上該重新考慮如何更多地關注促進生產率提高這個核心問題。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作者2014年12月30日下午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主辦的《2015世界經濟形勢分析報告》發布會上的發言，有刪節。經作者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