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里，如何避免跨國企業的利潤轉移行為，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議題，而區域間的政策又未必一致，這其中，影響范圍最廣的應該就是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項目。

這一BEPS行動計劃包括5大類共15項行動，將分別在2014年9月、2015年9月和2015年底前分階段完成，并提交當年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審議，再由當年的G20領導人峰會背書。

中國國家稅務機關2014年已多次表示，將積極參與到這一項目中。今年6月，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通過了15項行動計劃中的7項產出成果和1份針對這些成果的解釋性聲明，并于9月16日對外發布，這8份文件將提交11月在澳大利亞召開的G20領導人峰會。

“一般來說，利潤轉移并非違法行為，因此很多企業并不會認為自己的行為涉嫌避稅，因為其行為符合現存法律的要求。因此，OECD的BEPS項目的目的正是為各國提供建議，包括如何修訂本土稅法及稅收協定，確保跨國公司支付與其利潤相對應的稅款。”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安永國際稅務服務高級經理Joshua Colman表示，BEPS項目顯然將成為推動很多國家更新本土稅法和稅收協定的催化劑，中國也不例外。

“轉讓定價有時被認為與激進的稅務規劃和蓄意的利潤轉移活動相關。最近OECD在BEPS項目中批評這些活動為跨國企業人為的利潤轉移的手段（例如無形資產和風險分擔）。”畢馬威亞太地區轉讓定價服務主管合伙人Kari Pahlman指出，然而，雖然以上這些在個別例子中的確存在，但當中也存在一種對轉讓定價的誤解，因為轉讓定價在大多數時候是發生在善意的或無明顯稅務籌劃意向的基礎上。

他認為，在監管和立法方面，其中一個要點是不同國家需要尋求實施全球化統一監管的框架。否則，不同的準則和實務會提高雙重征稅的風險，進而阻礙全球貿易和投資流量。

目前，參與BEPS項目的國家共有44個，其中34個為OECD成員國，10個為非OECD成員國。與單個國家單獨行動，通過更新相關法律堵漏的做法相比，BEPS項目倡導通過多邊合作方式解決問題。

2012年6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同意通過國際合作應對BEPS問題，并委托經合組織（OECD）開展研究。2013年6月，OECD發布“BEPS行動計劃”，并于當年9月在G20圣彼得堡峰會上得到各國領導人背書。

東盟反避稅意愿較低

“過去一年里，全球反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行動開始加速，我們已經開始看到第一輪成果。”畢馬威國際稅務中國區合伙人邢果欣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表示，盡管歐洲和北美看似主要的發聲國，很多亞太國家也對國際稅務改變產生影響，或者受到其影響。

“轉讓定價被看作是避免利潤轉移的關鍵措施，旨在確保利潤來源國企業就發生在本國的服務和經營活動獲得應有的報酬。”Colman指出，此外，BEPS項目也指出導致利潤轉移的其他方式，包括混合錯配、受控外國公司管理松散、過度利息扣除、稅收協定濫用以及有害的稅收實踐等。

亞太國家和地區中，文萊、緬甸、柬埔寨、巴布亞新幾內亞、斯里蘭卡、中國澳門和老撾未參與；馬來西亞、蒙古國、中國臺灣、越南和斐濟總體跟隨國際稅務趨勢，但受自身能力限制；泰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巴基斯坦部分參與；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參與項目，自愿接受多數條款；OECD成員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和新西蘭的參與度最高。

“由于缺乏外資直接投資、欠發達的稅收體制等因素，（未參與或較少參與BEPS項目的國家）并不認為BEPS是一個嚴重問題，此外，這些國家中很多是東盟成員國，他們的稅收改革需要考慮其他優先因素，如2015年建立東盟經濟共同體。”KPMG Meijburg & Co.國際稅務政策主管Vinod Kalloe認為。

東盟經濟共同體的目標之一是發展為一個單一市場和生產基地，而要實現這一點，即需促進貿易、投資、服務、熟練勞工的自由流動及各種資本進一步自由流動。東盟目前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文萊、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10個國家。

“隨著2015年逼近，所有東盟成員國正通過稅收優惠等措施提供稅收競爭力，而這一點可能與BEPS相關措施相違背。”Kalloe指出。

而在Pahlman看來，BEPS項目本身存在問題，“BEPS推出的新規則似乎將一些不統一及相互矛盾的觀點加入規章制度之內， 這也提高了納稅人和不同稅務機關之間產生費用龐大而曠日持久的糾紛的風險。”

“（亞洲國家）投資環境整體比較寬松，需要爭取更多外來投資，整體而言，并沒有特別明顯（針對避稅）的舉措。”香港中文大學會計系副教授姜兆東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

大多無一般反避稅規則

過去一段時間，全球范圍內反避稅討論的熱潮多少對亞太國家的稅收態度發生改變。過去幾年，印度對大型跨國企業轉移稅收的打擊趨嚴；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也增強其國際稅收審計的資源，增加審計和評估工作；越南稅務機關有權對任何納稅人的繳稅額進行審計。

“在反避稅方面，很多發達國家建立起成熟的稅收體制，包括針對企圖在其司法管轄區內避稅的企業的法律制度。一般來說，這方面的制度包括一般反避稅規則和特別反避稅規則，避免企業在并無實際經營活動的地區獲得稅收優惠。”Colman解釋指出。

就一般反避稅規則而言，多數亞洲國家的稅務制度中仍然缺失該要素。根據畢馬威的資料，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越南、文萊、柬埔寨、老撾及菲律賓均沒有一般反避稅規則，其中，菲律賓有針對故意違反稅收條例避稅的懲罰措施，一旦定罪，將面臨不少于3萬菲律賓幣、不超過10萬菲律賓幣的罰款，以及不少于兩年但不超過4年的監禁。

巴布亞新幾內亞、馬來西亞、巴基斯坦有一般反避稅規則，而印度的一般反避稅規則要到2016年4月1日起才生效，并且僅針對直接稅。

“轉讓定價是一個充滿主觀性的領域。在這領域里不同的經濟論點都可立足，并且不同的稅務機關傾向于用他們自己的方式解讀并處理轉讓定價問題，這具體取決于他們在全球貿易和投資流量中處于什么樣的競爭地位。”Pahlman認為，西方國家通常主導很多管理或者總部運營方面的職能，并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因此他們傾向于相信這些職能是價值鏈中最重要的部分，并尋求將較多利潤保留在自己國家。相反，例如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則強調低成本基礎設施的角色（如在制造業或服務業中）以及/或者這些國家新興中產階級巨大的消費能力。

Pahlman指出。在國家層面上，已經成功實施“易于操作的”轉讓定價框架的國家，在稅務機關的技能拓展和資源建設方面都做出了巨大投入，在稅務機關與企業之間創造一個平臺以便于前瞻性地解決轉讓定價問題。“一個例子是目前行之有效的預約定價安排（APA），幫助企業提前與稅務機關就未來的轉讓定價達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