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10月10日報道（信蓮） 據福布斯近日報道，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曾經說過：“人類的幸福不會永遠在一個地方駐留。”同樣，在美國獨立后的約240年里，美國的經濟中心也并不是一直停留在一個地方：先是波士頓，然后是費城，最后是紐約，潮起潮落，此消彼長。19世紀，隨著偏遠地區的定居者日漸增多，辛辛那提、匹茲堡、克利夫蘭和芝加哥等城市開始崛起。20世紀中葉，曾經默默無聞的洛杉磯異軍突起，成為紐約最強有力的競爭者。

如今，美國各大城市的排名再次面臨洗牌。紐約仍然穩坐頭把交椅，但它最強大的競爭者很可能既不是芝加哥也不是洛杉磯，而是歷史上鮮有躋身最重要城市排名的兩個地區：舊金山灣區和休斯頓。

城市排名重新洗牌

在大多數的研究中（比如2014年A.T. Kearney的城市排名），很難在前20名內見到舊金山灣區的身影。在倫敦“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網絡”（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Network）機構推出的權威排名中，舊金山灣區不僅落后于被評為頂級國際化大都市的芝加哥，而且還輸給了多倫多和墨西哥城。

然而，這些排名大大低估了舊金山灣區蘊藏的巨大潛力。作為全球最大規模的高新技術企業扎堆的地區，舊金山灣區各大公司的業務逐漸從制造和營銷轉型為零售和媒體。startup Genome的統計數據表明，舊金山灣區的初創企業吸納了全美將近一半的風險資本，因此，硅谷成為全球排名第一的技術創新企業發源地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所就職的NewGeography公司最近進行的一項全球城市研究表明，由于在技術上擁有絕對優勢，舊金山灣區力壓面積大得多的洛杉磯，成為美國環太平洋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地區。美國各類領先的技術企業，如英特爾（Intel）、蘋果（Apple）、甲骨文（Oracle）、谷歌（Google）和Facebook，以及三星（Samsung）等亞洲高新技術跨國企業，均將其北美總部設在硅谷。位于美國其他城市的頂尖技術企業也往往將其關鍵的研發部門設在灣區。連一向吝于花錢的沃爾瑪（Wal-Mart）也加強了在硅谷的布局。

雖然當前的社交媒體泡沫終將破裂，但邁克爾·馬龍（Michael S. Malone）等人認為：由于工程師、創業者和風險資本的集中，舊金山灣區仍將保持領先地位。硅谷和舊金山正在取代華爾街成為最能吸引野心勃勃的求職者的地區。單谷歌一家公司就從美國大型投行挖走1,200名雇員；從紐約移居加州的人數規模正處在200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灣區最大的魅力在于歷史人文和地理環境的完美結合。這里是我求學和入行（媒體）的地方，我也有親屬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住在此地。灣區的高等教育質量優良，以全美最漂亮的城市為中心。對于具備經濟條件、追求優質居住環境的人來說，這里優越的氣候、迷人的風景、貼近大自然的生活環境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能源之都

我一直在休斯頓從事咨詢工作，這里很難稱得上是一座讓人感覺舒適怡人的城市。按照尼爾·摩根（Neil Morgan）在半個世紀之前的說法，舊金山是“美國西部的水仙花”；而絕大多數人對休斯頓的評價則一直很差：炎熱、潮濕、丑陋、平庸。盡管如此，如今相較于舊金山灣區，逐漸崛起的休斯頓已經毫不遜色。

相對于灣區的技術產業，休斯頓的王牌在于對能源這一戰略產業的掌控。大部分總部設于倫敦的外國石油巨頭，如殼牌（Shell）和英國石油（British Petroleum），均將其美國總部設于休斯頓；甚至總部設于其他城市的石油公司也顯著擴大了在休斯頓的業務規模，比如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該公司的總部設于達拉斯的沃斯堡，但正在休斯頓開工建設一座可容納10,000名員工的大型辦公園區。此外，絕大多數全球頂級石油服務公司，如貝克休斯（Baker Hughes）、斯倫貝謝（Schlumberger）和FMC技術公司（FMC Technologies），均選擇將總部設于休斯頓。

總共有超過5,000家能源公司在休斯頓安營扎寨。休斯頓的能源行業就業人數比排在第二位的競爭對手達拉斯沃斯堡多出兩倍，并且超過排在后面的五座城市的總和。這一增長可能還會加速，因為外資企業尤其是德國企業，已經開始在該地區收購能源公司，比如西門子最近就斥資76億美元收購了能源設備公司Dresser Rand Group。

自2008年以來，休斯頓的就業增長超過10%，幾乎是舊金山灣區的兩倍。2000年以來休斯頓的就業人數已增長32%，相比之下，舊金山灣區僅增長了4%。推動就業增長的并不僅僅是能源——現在休斯頓還是美國最大的出口港以及全球最大的醫學中心。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也是美國種族最為多元化的地區。比如，在過去10年里，休斯頓的外國出生人口增長了40萬，僅次于紐約，并且遙遙領先于洛杉磯。

最大的輸家：洛杉磯和芝加哥，還有紐約

在過去一個世紀，紐約和洛杉磯一直占據著美國媒體的版面。然而這種格局已經被舊金山灣區的數字經濟徹底打破。Praxis Strategy（我是該機構的高級研究員）的馬克·希爾（Mark Schill）指出，自2001年以來，圖書、期刊和報紙出版業（過去都集中在紐約地區）已經減少約25萬個就業崗位，而互聯網出版和門戶網站創造了大約7萬個新崗位，很多都位于舊金山灣區和西雅圖。

谷歌和雅虎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媒體公司之一。（雅虎現在稱自己是一家數字媒體公司，而不是科技公司）。憑借無處不在的iTunes平臺，蘋果對音樂和視頻等娛樂產品的消費端分銷有著前所未有的控制力；Netflix、Hulu和YouTube可能成為未來的演播室。它可能使全球媒體決策從我們熟悉的紐約-洛杉磯軸線轉移至舊金山灣區。

這對洛杉磯來說尤其是一個壞消息。事實上，洛杉磯對娛樂業的控制甚至在硅谷崛起之前就已經開始衰減。自2004年以來，隨著制作部門開始向加拿大、路易斯安那州和其它地區轉移，洛杉磯的娛樂業已損失大約11%的就業崗位。

媒體就業崗位減少后面緊跟著的是工業的快速下滑——自冷戰結束后，該地區已損失超過90,000個航空航天就業崗位。形勢如此悲觀，以致該地區很多商業和政治界的領袖人物在一份報告中總結說，“全世界都在快速向前，只有洛杉磯幾乎停滯不前。”

芝加哥的形勢可以說是更糟糕，但它受到休斯頓的威脅更大。在擁有的公司總部數量方面，休斯頓已經將這座“風之城”拋在身后。自2010年美國工業開始復蘇以來，休斯頓制造業的就業增長超過17%，而芝加哥基本是在原地踏步。

“休斯頓是當代的芝加哥，它就像是過去的芝加哥。”Odebrecht得克薩斯分公司的負責人大衛·皮布爾斯（David Peebles）評論說，這家總部位于巴西的工程公司價值450億美元。“在60年代，大家一定會去芝加哥、克利夫蘭和底特律這些城市。現在，休斯頓才是新興產業的中心。”

隨著芝加哥作為工業基地的地位削弱，這座城市不再是任何重要產業的戰略中心。除了大宗商品交易外，它也不再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過去十年，該地區的人口增長微乎其微，而城市本身的養老金問題甚至比底特律更糟。

不過，芝加哥仍保有其燦爛的傳統優勢，優秀的文化機構，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以及發達的商業群體。但是它作為美國第二大城市的風光已不復存在，并且到了21世紀中葉，它不僅會落后于洛杉磯和紐約，還會被新興的得州城市休斯頓和達拉斯超越，預計到本世紀中葉甚至更早時候，這兩座城市的人口數量都將超過“巨肩之城”。

工程決定未來

未來數十年，憑借無與倫比的城市遺產——華爾街的影響力和根深蒂固的傳統媒體，紐約仍將是美國最大的國際化都市。但是與此同時，缺乏應對產業數字化、能源效率或氣候變化等關鍵挑戰所必需的工程實力，已成為它的致命弱點。紐約的工程人才非常匱乏——人均工程師數量在85個大都市區中僅排在78位。

相反，舊金山灣區卻是工程力量的象征，其中圣何塞地區人均工程師數量超過所有大都市地區。灣區開發新技術的能力以及幾乎深不可測的財富將繼續吞噬那些傳統行業，從好萊塢和華爾街到商業服務、旅游、汽車、甚至是航空航天業。

雖然不被看好，但休斯頓并非一個缺乏智慧大腦的南方城市，它的人均工程師數量實際上高居第二位。如果舊金山灣區是美國的數字經濟之王，那么休斯頓就是實業經濟的技術龍頭；它是能源推動的美國工業復興的大本營，它的影響力不僅僅限于得克薩斯，而是橫跨整個老工業腹地。具有啟發意義的是，自2000年以來，休斯頓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口以及千禧一代人口數量增長速度均遠高于舊金山灣區，也超過紐約、芝加哥和洛杉磯。

與城市化背道而馳

舊金山灣區盡管自詡為進步主義，但卻越來越像一個“封閉社區”，高企的物價讓多數潛在新移民，尤其是拖家帶口的外來戶，望而卻步。這里本就是房價最讓人難以接受的美國城市——目前的居民可能僅有14%有能力購買住房，而現在它更是呈現一種具有明顯排他性的增長模式，幾乎就是中世紀富人們聚居在城門以內模式的翻版。

經濟學家杰德·柯爾科（Jed Kolko）指出，盡管經濟繁榮，但是高房價使得灣區人口增長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2000年到2013年，該地區流失了大約55萬國內移民。盡管也有較大規模的外來者搬到此地，但該地區的人口增長率已經跌至全國平均水平以下。

與此相反，休斯頓是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國內的移居者和海外移民都在迅速增加。因為這里的房價更低，增長模式對于高收入的藍領和中層管理人員而言吸引力更大。自2000年以來，休斯頓的人口已增長了30%，是舊金山灣區人口的三倍。

頗為諷刺的是，休斯頓的增長比理論上發展超前的舊金山還要平均主義。政策研究機構布魯金斯（Brookings）近期的一份報告發現，在美國那些最為左傾的大城市中，收入不均等的狀況惡化得最快，在互聯網時代的億萬富豪不斷涌現的同時，美國最貧困的20%家庭，收入實際還在減少。

這種分配不均帶有明顯的種族特點。舊金山灣區的白種人居民（科技經濟的主要從業者）和少數族裔之間的收入差距堪稱全美之最。而硅谷合資企業協會（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的數據顯示，在該地區崛起的過程中，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美國人的收入卻下降了。

這樣的種族差異在休斯頓要少得多，而且自2000年以來貧困人口的增長也有所減緩，其增速僅為紐約和舊金山增速的三分之一，以及洛杉磯的一半。休斯頓也許沒有舊金山的繁華盛景，但它已儼然成為一座更適合少數族裔中產階層的城市。非洲裔美國人中自有住房者占到42%，而拉丁裔美國人的自有住房比例則超過53%，分別與舊金山灣區的32%和37%形成鮮明對比。

或許最大的差別體現在家庭人口上。在全美最大的52個大都市區，5歲到14歲的低齡人口在舊金山灣區的比例最低，為11.5%。而在休斯頓，這一年齡段的人口占到23%。舊金山不宜居家的名聲在外，在所有的大城市中，該地區人口中的孩童百分比最低。

這兩個地區也反映了非常不同的城市形態。舊金山灣區的領導人選擇了稠密的“填充式”成長，并努力限制市郊的開發。而休斯頓則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做法。當地的人口膨脹時，大都市圈也在擴大，在這個過程中也開發了很多對于中產階層家庭和移民具有吸引力規劃社區。在2013年，單是休斯頓一個地方啟動的住宅項目就比整個加利福利亞州還要多。

但是，休斯頓城市發展模式不應被看成是無規劃地“攤大餅”，把它描述成擴張更為貼切。事實上，全美國沒有哪個城市核心區的發展比休斯頓更快，在眾多被長期忽視的區域，中、高層建筑拔地而起，聯排別墅的開發項目比比皆是。自2000年以來，休斯頓增加的高密度住宅區（每平方英里超過5,000人）幾乎是舊金山灣區的10倍。

未來的政治斗爭

隨著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尖銳，美國的未來將越來越倚重這兩個城市。以谷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投資人湯姆·斯泰爾（Tom Steyer）為首的舊金山灣區億萬富豪們，幾乎都已向石油和天然氣工業宣戰。該地區的多所高校，包括斯坦福大學在內，也開始減持能源類資產。硅谷醞釀了比爾·麥克本（Bill McKibben）的350.org等環保活動，爭取廢除大型石油公司的“社會許可證”，該策略曾用于抵制在種族隔離籠罩下的南非從事經營活動的煙草商。

不過，硅谷和舊金山的精英們感興趣的不僅僅是拯救地球，他們還希望從美國能源經濟的變革中獲利。即便已經腰纏萬貫，但谷歌和太陽微系統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創始人維諾德·科斯拉（Vinod Khosla）、約翰·杜爾（John Doerr）等頂創投人依然利用“綠色能源”補貼和各級政府的直接補貼賺得盆滿缽豐。有了這些投資案例，就不難理解硅谷為什么大力支持針對氣候變化問題制定嚴格的法律法規，以及其妖魔化“得克薩斯石油”的企圖了。（在其他方面都看不到硅谷的這種民粹式熱忱，比如在提高資本利得稅方面。）

硅谷對礦物燃料能源充滿敵意并堅決擁護對整個行業的打擊，但休斯頓還沒有察覺這一點。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誰把硅谷看作地球上的一大危害（或至少是對美國青年注意力持續時間的威脅），而因此提議關閉硅谷。休斯頓人，特別是當中的能源行業從業者，普遍缺乏對媒體的領悟力，這也是能源被列為美國最不受歡迎產業的原因之一。令人欣慰的是，休斯頓人同時缺少了灣區人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和自滿之情。盡管如此，一旦硅谷破壞石油天然氣工業的意圖被進一步察覺，能源之都勢必要向世界科技中心開戰，引發一場當代的地區性激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