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雷:安倍經濟學高開低走遇拐點
核心CPI上漲1.1%,量化寬松未解十多年通縮之困;GDP萎縮7.1%,上調消費稅殃及經濟增長 “安倍經濟學”高開低走面臨拐點
日本官方28日公布數據顯示,如果剔除4月消費稅調高因素,8月核心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增長1.1%,為去年10月以來最低,困擾了日本經濟近20年的通貨緊縮仍未有太大的緩解。而根據稍早之前公布的數據,日本第二季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萎縮7.1%,環比值下調至負1.8%,創下2011年第一季度日本“3·11大地震”以來的最大跌幅。
這一系列數據顯示,隨著消費稅調高對主要由消費引領的復蘇起到釜底抽薪作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推行的所謂“安倍經濟學”面臨重大拐點。
“安倍經濟學”推行一年多來,可謂高開低走,經濟增長率一路下滑。盡管安倍執政伊始的2013年第一季度創下了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4.6%(折算為年增長率)的增幅。但是隨后經濟增速一路下滑,至第四季度跌為0.3%。進入2014年,日本第一季度因消費稅增稅引發了“突擊消費”現象,并實現了5.9%的經濟增長。但是,隨著4月1日消費稅增稅的實施,占日本GDP六成以上的個人消費開始減少,今年GDP實際增幅將再次出現大幅下降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果然到了第二季度,實際GDP萎縮7.1%,創下2011年第一季度日本“3·11大地震”以來的最大跌幅。
有趣的是,筆者注意到“安倍經濟學”的興衰和安倍的內閣支持率有著明顯的因果關系。自去年以來,隨著日本經濟增速不斷下滑,安倍內閣支持率也是一路高開低走,從去年3月的72%一路下滑至目前的43.5%。這表明,日本民調最為重視安倍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從以往經驗來看,如果安倍內閣想要日本經濟在今年觸底反彈,一則需要搭乘美國經濟退出戰略的便車,二則需要考慮采取下一輪的經濟刺激計劃。
制造通脹,日元貶值股市虛高
回顧一年前剛上臺時,安倍聲稱其首要目的是擺脫日本延續15年之久的通縮格局。為此,日本央行在去年4月出臺了所謂的量化寬松政策,宣布在2年內將基礎貨幣從138萬億增加到270萬億日元。根據日本央行公布的數據,2013年日本央行共增加了62萬億基礎貨幣,其中約49萬億用于購買長期國債。受此影響,去年日本各商業銀行在央行的存款余額增加至60余萬億日元。由于增發貨幣并沒有進入實體經濟,因此日本去年的消費指數也僅上漲0.7%,遠未形成通脹格局。相反,這一政策卻造成日元大幅貶值23%,為全球的貨幣競爭性貶值“火上澆油”。
根據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數據來看,電費和汽油等商品零售價格的上升是造成2013年消費物價指數上升的真正原因。而這兩種商品價格上升的主要原因恰恰是日元貶值導致能源進口價格上升。由此可以判斷,2013年日本微弱的物價上升也主要由輸入型通脹引起。因此,過去的一年里,“安倍經濟學”是通脹不足、貶值有余,并沒能實現其去年在G20會議上對各國的承諾。
為了實現2%的通脹目標,日本央行將今年消費物價指數的上升率定為1.3%。各方專家據此判斷,今年日本不但將繼續奉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而且還有可能加大劑量。問題是,按照去年的政策邏輯,今年日本如要實現1.3%或者1.3%以上的物價上升率目標,似乎需要更加大幅貶值日元來營造輸入型通脹。但是,以目前世界和日本的經濟形勢來看,日元要繼續大幅貶值的空間已經非常有限。如果要進一步推高物價的話,只能依靠增加企業員工工資收入,提高人們對通脹的預期才能實現。但是,隨著今年4月1日消費增稅的實施,日本的個人消費開始呈現萎縮態勢,如前所述,僅第二季度日本的個人消費環比就減少了5%。
因此,今年安倍要靠增加消費需求來拉動通脹的目標似乎難以實現。可以預測,在日元繼續貶值空間不大的背景下,日本央行或將繼續擴大量化寬松規模,在股市創造新一輪的“安倍泡沫”。
以鄰為壑,殃及出口經濟受損
戰后,日本的對外貿易一直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貿易收支也多年保持順差。特別是多年來日本對美國保持了比較大的貿易順差。美日兩國為此發生了多次貿易摩擦。自1985年廣場協議以來,由于受到美國的政治壓力,日元開始大幅升值,日本逐步對美開放國內市場,以增加進口來平衡美日兩國的貿易收支。
但是,其后日本對美貿易順差格局卻并沒有得到根本扭轉。為了轉移美日兩國日趨激烈的貿易摩擦,解決日元升值導致國內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的問題,日本自80年代起利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好機遇,開始不斷擴大對華直接投資和生產轉移規模,在中國部分沿海城市建立日本企業海外最大的對美產品出口基地。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一邊是不斷增加的中美貿易摩擦,一邊卻是不斷減少的美日貿易摩擦。同時,隨著國民收入的提高,中日兩國不斷增加的內需使雙邊貿易不斷發展,中國開始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可以說,中國的經濟發展為日本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機遇,為中日兩國建立戰略互惠關系和合作共贏創造了條件。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以后,持續保持貿易順差的日本開始出現貿易逆差。筆者以為,日本出現結構性貿易逆差固然有其國內產業和貿易結構發生變化的因素,但也有政治上的原因。首先,大地震重創了日本國內產業,而福島核事故在國內引發的“零核電”運動,使日本的能源政策發生了根本變化,促使日本今后將更多依賴能源進口。在出口不斷衰退的背景下,能源的大量進口使日本造成結構性貿易逆差。其次,近年來,日本政府圍繞歷史和領土等問題的錯誤立場嚴重損害了中日兩國的雙邊關系。受此影響,兩國從小泉內閣時代的“政冷經熱”已逐步轉為安倍內閣的“政冷經涼”,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本的出口貿易,增加了日本的貿易逆差規模。
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公布的統計數據,自2012年以來中日兩國雙邊貿易的貿易總額占比下降接近一成。而2013年和2012年相比則下降了6.5%,為3119億美元。其中,日本對華出口減少約10.2%,已經連續兩年呈兩位數遞減,對華出口大幅減少已成為日本外貿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而由于中國對日出口產品呈剛性需求,減幅有限,這使日本對華貿易收支出現了較大逆差。根據日本財務省8月8日公布的數據,今年上半年日本貿易逆差達到600億美元,再創新高。而與2012年相比,日本的對華貿易逆差則又增加了17.8%,創下了對華貿易逆差的最大紀錄。
因此,在“安倍經濟學”面臨困境之際,妥善處理好歷史問題和領土問題,積極主動聯手中韓,推動東亞經濟一體化,也不失為是一項理性的政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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