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智庫界，目前有兩個棘手問題等待回答：第一，歐洲中央銀行（ECB）是否應推出量化寬松（QE）？第二，對歐洲來說，主要威脅是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的威脅，還是美國在金融制裁和網絡安全上的威脅？

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可以大致劃分出貨幣政策上的激進派和保守派，以及對外政策上的親美派（或曰大西洋派）和歐洲本土派。日前，記者拜訪了與歐盟理事會僅一街之隔的歐洲智庫里斯本理事會，對其執行主任安·梅特勒（Ann Mettler）進行了專訪。

她是貨幣政策上的保守派+對外政策上的大西洋派。她認為，歐央行若實施QE是短視行為，更好的出路是成員國的改革。不過，在她眼里，法國和意大利已經錯失了改革機會。她指出，缺乏統一的數字產業市場，是目前歐洲的一大當務之急。在外交政策上，比起美國的網絡攻擊和金融制裁，她更擔心俄羅斯的地緣威脅。她還認為，歐洲對中國的重視程度尚不夠。

法意已錯失改革機會

問：距2010年5月的7500億歐元救助已經過去四年了。在過去的四年中，歐盟在對抗危機方面做成了什么？目前主要的挑戰又是什么？

梅特勒：記得我們上次在布魯塞爾見面，也就是2010年的時候，歐洲處在經濟衰退的邊緣，我們還不清楚希臘能否留在歐元區里。而如今，我覺得情況已經逐漸穩定下來了。很多新的治理機制包括財政協定（fiscal compact）都已經出臺。這從根本上建立起了保證貨幣聯盟成功的架構。所以，第一，目前的情況已經穩定了；第二，危機最嚴重的一些國家已經進行了很多改革。希臘出臺了很多雄心勃勃的改革，目前其已經開始從衰退中走出。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的情況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這已經很好了嗎？不，當然不。因為有的國家在過去四年中沒有進行什么改革—我說的是法國和意大利，它們已經錯失了很多時間和機會。這就是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即如何從穩定走向可持續的發展，并讓法國和意大利最終開始改革。

也許法、意已經開始了一些改革，但步子還太小，時間也太晚了。

問：結構改革是需要很多時間。除了結構改革以外，中期的挑戰主要有哪些？

梅特勒：結構性改革的確需要時間，但是它也可以在一個政治周期之內就帶來好處。如果你在一個政治任期的一開始就進行結構改革，那在這個任期結束之前你就可能見到成果。所以我的觀點是，結構性改革是漫長的，但還沒有十年那么長。德國在2004到2005年進行了改革，不到十年，德國就成了歐洲最強大的國家，最近幾年其失業率也是歷史最低的。所以我們不該夸大結構性改革所需要的時間。

歐央行的QE是短視行為

問：如今，歐洲正在與通貨緊縮抗爭，很多人認為歐央行應該量化寬松。你對此怎么看？北歐和南歐在利率和通脹率等方面有很多的分歧，你又是怎么看的？

梅特勒：我知道有人會認為歐洲可能會落入日本的窠臼，走向一個“失去的十年”，從繁榮走向衰退。這種論調引發了我們最近的一個討論，就是歐央行應不應該介入，并像美國一樣采取定量寬松的政策。歐美的不同在于，歐央行不像美聯儲，它沒有政治上的授權來實施QE。我個人認為，總體來說，我覺得歐洲做錯的地方在于，它們將歐央行的介入視作推動經濟的首要條件，而不是看成員國自身。它們不去想成員國自己可以如何給市場注入信心，降低失業率，只指望著歐央行，這是十分短視的行為，是不會起作用的。

問：所以你認為歐央行目前購買政府和企業債券的措施是起作用的，但只是暫時的，更好的出路是成員國進行結構性的改革，是嗎？

梅特勒：是的。從歐央行的角度來看，這也許會帶來一些暫時性的緩和。這也是目前日本的安倍經濟學的內容。所以我們目前都在嘗試實施這些措施，但是它們也有其局限性。單單靠歐央行的介入而不進行深入的改革以激發經濟的活力，我們如何讓企業得到發展？如何增加就業率？如何獲得經濟發展所必需的活力？各國都將歐央行的措施看成靈丹妙藥，但是這些措施事實上只是延緩了問題的到來。

問：我覺得歐洲已經度過了短期的懸崖式危機，接下來面臨的可能是長期的一種衰落。對此，你有解決問題的路線圖嗎？

梅特勒：我們常常會稱之為長期性的經濟停滯，即歐洲現在的發展正受到強烈的抑制。重要的是，僅僅是因為其人口問題，歐洲就不可避免地會走上這樣的軌道。即使在十年前，分析人士就指出，僅僅出于對人口的預期而不管經濟危機之類的情況，歐洲的趨勢增長率大約只有1%。

然而，作為歐洲人，我們能否接受這一結論？我希望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的確有一些方法可以讓經濟重新繁榮。但是，我們不能走以前的老路。目前，我們在探討大規模投資項目以及再工業化等。我認為這些措施都需要經過聰明的計劃，從而保證它們不會導致保護主義之類的既有問題。我們要管理好那些投入新型企業活動以及創新中的資金。歐洲的確處在“慢行道”上，但我還是認為可能會有一些政策工具可以改善目前的情形。

比起美國，歐洲更擔心俄羅斯

問：除了網絡攻擊，美國還會采取經濟制裁方面的措施來保護自己的利益。這不僅僅包括這次針對俄羅斯的制裁，也包括針對歐洲銀行的一些制裁。你怎么看這些權力政治的新工具？尤其是在這種不對稱的、對美國有利的情況下？

梅特勒：在斯諾登事件上，我想說的是，有些人對此反應過激。畢竟，沒多少個人受到這一事件的嚴重損害。美國是遭受過“9·11”事件的國家，歐洲國家也有國內的恐怖主義，對于我們來說，這是找出那些可能對公民造成嚴重損害的人的現代手段。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所處的現實。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斯諾登事件上。網絡安全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但美國一般不是真正的威脅。

問：那你怎么看美國在經濟制裁和網絡安全方面相對于中國、俄羅斯以及歐洲實力上的不對稱？

梅特勒：美國也承受著更多的期望。如今在伊拉克、敘利亞，每個人都指望著美國來處理這些威脅。沒有人會說到責任的不對稱。歐洲會說他們的對外政策，但行動卻很少。所以，我關注的是俄羅斯、敘利亞、伊拉克，而不是美國，不是斯諾登。

問：歐洲在處理從俄羅斯、烏克蘭到中東的地緣政治問題時，其整體的地緣政治角色是怎樣的？

梅特勒：我認為，歐洲包括英國正逐漸意識到，如果我們想在世界舞臺上發揮作用，我們就需要一起行動。所以我們需要采取措施加強貨幣聯盟，建立統一的外交系統，這些措施對于歐盟來說都十分重要。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包括比較強大的德國、英國，可以在國際舞臺上單獨扮演主要的角色。

目前的歐洲人口只有世界人口的5%~6%，我們在許多國際機構中的人數顯然有點過多了。隨著歐洲的經濟實力相對下降，我們會變得越來越邊緣化。所以，我認為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對于歐洲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我們應該意識到我們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和美國有相似的價值觀，雖然我們之間有很多分歧，但美歐合作的動力和基礎是更多的。

問：你提到了TTIP，你看起來很支持TTIP，是這樣嗎？

梅特勒：是的。總體上來說，我從TTIP當中看到了機會。因為歐洲的人口很少，但是我們想維持我們的高標準。如果和美國合作，這將會容易很多。因為美歐之間大多數貨物關稅已經很低了，自由貿易協定無法做到更多。但是在規則統一化、創造共同利益、環境等方面設置高標準，在這些事情上，美歐是有共同利益可言的。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我也認為鞏固跨大西洋關系是很重要的。

歐洲對中國重視程度尚不夠

問：你怎么看美國的再平衡戰略？美國把戰略重點從歐亞大陸的西面轉到了東邊，這對于歐洲維持自身的對外政策以及防御可能是一種挑戰？

梅特勒：我認為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美國的政治傾向的確是這樣的，歐洲也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另一方面，跨大西洋關系目前還是很牢固的，這在短期內也不會改變。美歐互相之間都有大量的投資，所以歐美之間的經濟聯系還是很強的。

問：我的最后一個問題是關于中國的，你個人是怎么看中國在歐盟外部事務中的地位的？我聽到人們談論中國，有的人會說中國是一個威脅。我發現歐洲的一些人并不很看重中國，但隨著中國將歐洲視為全球多極化中的重要伙伴，中國人通常很看重歐洲，你怎么看這樣一種不對稱性？

梅特勒：我不知道中國那邊怎么樣，但在我看來，這兒的每個人都很看重中國。在地緣政治方面我們會關心中國在非洲的存在，我們也會關注知識產權問題等。我認為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正在發展自身的創新能力，中國在科學研究方面投入巨大。中國有很多很聰明的人，也有足夠的能力來引領經濟的發展。我認為這一點還沒有得到歐洲人足夠的理解和重視，我們中的很多人還總覺得中國就是搞制造業的，但我認為中國能做的遠不止制造業。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加重視中國，中國更可以被視為機遇。我鼓勵中國改變自己的定位，用更開放的態度來向大家解釋其創新戰略，告訴大家為什么它不是一個威脅。每個人都將美國視為創新的驅動者。人們還沒有對中國抱以相同的期望—這是令人遺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