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辟經濟一體化道路提升國際競爭力，是歐盟成立的初衷和發展動力。為擺脫危機并著眼于長遠發展，歐盟宏觀政策的重點將回歸實體經濟層面，致力于改變債務膨脹型的經濟發展模式，進一步修建財政同盟和經濟治理機制，糾正宏觀經濟過度不平衡，增強經濟活力和經濟融合度，使經濟共同體與貨幣聯盟具有更穩固的財政根基，進而擴大歐盟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

　　一體化進程中不期而至的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

　　自1951年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立以來，歐洲聯合的深度和廣度逐步拓展，由關稅同盟發展到統一市場和統一貨幣。歐盟各國尤其是歐元區各國成為緊密相連的利益共同體。歐元是歐盟經濟一體化的重大進展，它發揮著鎖定歐洲一體化路徑的作用，歐盟內在的成長邏輯和自覺期望是借助貨幣對經濟的粘合作用，以貨幣一體化催化經濟融合，進而走向財政統一，最終實現政治一體化夙愿。

　　歐元通常被視為區域性貨幣合作的典范，它產生十多年來，維持了幣值的相對穩定，消除了成員國之間的匯率風險，節約了交易成本，擴大了成員國的開放度。然而，從理論上分析，歐元區沒有完全滿足最優貨幣區的必備條件，作為貨幣聯盟是不完美的。按照最優貨幣區理論，一個成功的貨幣聯盟需要滿足若干標準，包括區內勞動力和資本自由流動，工資和價格富有彈性，成員國的商業周期相似，具有對其中落后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等風險分擔機制等等。歐元區現實條件與上述標準存在顯著差距，歐盟在成員國迅速增加的情況下一味推行貨幣一體化具有超前性質，既超越了各成員國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程度，也超越了打造財政同盟和推行政治一體化的進程。

　　超前曾被更多地解讀為創新，之所以實施這種創新，原因在于全球化背景下，一體化是歐盟各國應對挑戰和擴大影響力的根本之道。貨幣一體化具有引領經濟、政治一體化的作用，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中，即使在次優條件下建立貨幣聯盟也似乎遠勝于延誤時機，貨幣一體化先行被認為符合各成員國共同的利益訴求。

　　但是，在沒有完全滿足最優貨幣區標準的情況下，貨幣聯盟的自我調節和適應能力存在極大的局限性，對欠發達成員國的吸納更容易導致矛盾積累，抗外部沖擊的功能脆弱，成為歐元區穩定運轉的隱患。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在這一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沖擊之下，歐元區制度框架以及經濟治理的缺陷，包括統一貨幣政策與分散財政政策的沖突、財政規則約束失效、勞動力市場僵化、危機管理制度缺失等紛紛暴露，其結果是一些成員國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并在成員國之間傳染，引發整個歐盟范圍內的財政緊縮、信貸緊縮、經濟衰退、失業率攀升等嚴重后果，歐盟為超前貨幣一體化模式付出了陷入劇烈動蕩的代價。

　　歐債危機本質上是歐元區運行機制的內在缺陷在外部壓力下的表面化，因此解決歐債危機必須彌補和修復歐元區制度框架的關鍵缺陷與薄弱環節，把貨幣聯盟建立在一套堅實的制度基礎上，包括要素流動制度、價格穩定制度、經濟融合制度、財政同盟式治理制度、政策協調制度、危機管理制度等。形式上，除了危機管理制度以外，其他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歐債危機發生之前多多少少都是存在的，例如《穩定與增長公約》、《里斯本條約》等，但由于制度設計不完善、執行力弱等原因，未能完全有效地發揮作用，客觀上也未受到足夠力度的考驗。

　　歐債危機的不期而至，作為一種反向激勵機制，使強化制度約束和深化融合的觀念在歐盟各國更加深入人心，雖然不同觀點始終存在，但政治決策層面捍衛歐元的態度始終鮮明。因為退出貨幣聯盟，所需的調整成本很可能要高昂得多，將經受的整體痛苦也要大得多。目前來看，盡管持悲觀論調的仍大有人在，但歐債危機沒有改變歐盟一體化的大方向，反而為財政一體化形成了一些強有力的刺激與鞭策，歐盟加快了修補制度缺陷的步伐。作為利益共同體，歐盟獲得繁榮發展和國際影響力的關鍵在于加強經濟和政治上的融合，加快財政一體化程度將是解決歐債危機、消除不完美貨幣聯盟隱患的根本途徑。

　　歐盟財政整固和一體化的路徑、條件與模式

　　在貨幣聯盟條件下，財政利益取向各異的歐元區成員國本身存在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內在傾向和“道德風險”。為避免成員國無節制的財政赤字傾向影響歐元幣值穩定和歐洲中央銀行獨立性，《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明確規定加入歐元區的國家必須滿足和遵守財政紀律標準。但是，2000-2007年，歐元區對財政規則的執行情況相當松弛，大多數成員國都存在財政赤字超標紀錄。2008-2009年為救助風雨飄搖中的問題金融機構和刺激經濟復蘇，歐盟成員國財政支出規模普遍攀升，再加上人口老齡化等因素的復合作用，整個歐元區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從2006年的1.4%提高到2010年的6.2%；同期政府債務余額占GDP的比例由68.5%上升到85.6%。那些在危機前就存在大量政府債務的國家，更容易產生前所未有的創紀錄赤字水平，最為典型的是2009年希臘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達到13.7%，從而誘發了主權債務危機。

　　主權債務危機發生以后，金融市場對歐盟各國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高度敏感，懷疑情緒彌漫，一些國家政府債券收益率急劇攀升，導致這些國家債務融資能力嚴重受限而落入償債困境。為避免債務違約、降低傳染效應、舒緩政府債券市場壓力，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向危機國提供了資金救助。同時，為避免救助行為陷入無底洞，所有受援國都要承諾推行財政緊縮計劃，歐盟其它成員國出于財政可持續性的考慮，也紛紛加入削減財政赤字行列。這樣，從2010年開始，歐盟各國普遍實施財政整固，糾正財政收支過度不平衡狀況。

　　從歐盟財政整固的路徑看，歐盟各國主要通過政策緊縮和制度約束兩條路徑整固財政。在政策緊縮方面，歐盟各國制定了減赤目標和時間表，例如愛爾蘭的減赤目標是2015年赤字率降至3%以下；法國2012年、2013年、2014年的赤字率目標分別是4.5%、3%、2%；德國2012年赤字率將在1%左右，2013年降至0.5%，2014和2015年基本保持預算平衡。各國把削減赤字和降低政府債務余額增速作為預算的核心任務，從削減財政支出和增稅兩大方面著手實施財政緊縮政策。今后幾年，歐盟各國的財政政策都將是“緊”字當頭，以降低前期累積的超標債務，恢復財政可持續性。

　　在制度約束方面，一是強制引入預算平衡的規則和對預算平衡偏離的糾正機制，例如2011年8月西班牙修正本國憲法第135條，成為第一個把預算穩定原則引入國內基本法的國家。簽署《歐元增益條約》(the Euro-Plus Pact)的國家已同意把有關的財政規則轉變為國內立法。二是在《穩定與增長公約》的框架下加強抑制過度赤字，提高財政規則約束的執行力，重新建立了對各國預算框架的最低要求。最新的進展在今年3月份，除英國和捷克以外的歐盟25國正式簽署了“財政契約”，以加強預算平衡，進一步收緊過度赤字處理程序，使各國承擔起讓公共財政回歸秩序的責任。根據“財政契約”的規定，歐洲法院將有權對結構性赤字超過國內生產總值0.5%的國家進行處罰。這些財政整固措施對于化解歐債危機是十分必要的，同時也將給歐盟帶來長遠之利，有利于歐盟優化財政治理機制，彌補貨幣聯盟內在缺陷，使經濟與貨幣聯盟具有更穩定的基礎。

　　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表明，財政穩定與金融穩定之間存在緊密聯系。歷史上，主權債務危機通常會發生在銀行危機之后，在本輪危機中，歐盟各國的金融部門救助計劃也是導致財政赤字率急升，進而誘發主權債務危機的重要因素。歐債危機發生以后，又對歐盟金融環境產生了破壞性影響，銀行的外部融資條件惡化，所持有的政府債券面臨或遭遇資產減記。同時，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的提高要求銀行加快去杠桿化進程，這些影響的后果最終體現為歐盟信貸市場萎縮，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深度受損，經濟進一步衰退。經濟衰退又會導致財政赤字上升，從而陷入財政不穩定與金融不穩定相互牽制的惡性循環。為實現真正的財政整固，歐盟必須采取措施打破上述惡性循環，避免主權債務危機與銀行危機相互轉化，這就需要相應的防火墻制度，需要加強多項政策的協調配合。

　　歐債危機以后，歐盟相繼建立了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M)、歐洲金融穩定工具(EFSF)等專門機制處理危機救助事宜。歐元區永久性救助基金――歐洲穩定機制(ESM)也將比預定方案提前一年推出。利用這些防火墻制度與救助安排，歐盟可以化解傳染風險，阻止危機蔓延，處理主權債務危機對金融穩定的威脅，同時，永久性救助基金作為歐盟經濟安全網體系的必要成分，是對經濟與貨幣聯盟制度架構的重要補充。

　　在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方面，初期的進展并不順利。歐洲中央銀行認為貨幣政策的任務是維護價格穩定，不愿扮演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因此貨幣政策只是相對寬松，銀行體系的流動性狀況依然緊張。

　　展望未來，財政整固需要采取財政同盟支撐的增長友好型模式。財政整固是歐盟國家的中期任務，可持續的財政政策作為培育長期可持續性經濟增長的基礎，其實質問題是“歐元俱樂部”成員國財政同盟的打造。前面連續幾年實施財政緊縮政策已經使各國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高達10%以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2年歐元區將陷入負增長，GDP增長率約為-0.3%，西班牙、意大利等債務問題嚴重的成員國經濟衰退的程度會更深。而且，由于能源價格上漲和間接稅提高等因素，歐元區的通貨膨脹率將上升。在此局面中，各國利益取向的分化有可能愈演愈烈，從而考驗財政同盟的努力能否見效。

　　財政安全畢竟需要植根于經濟繁榮，歐盟各國財政政策需要在削減赤字與應對經濟下行風險之間尋求一種平衡，所以必然需要采取增長友好型的財政整固模式，同時發展財政同盟制度框架。2012年英國預算案中，涉及的減赤目標是2016-2017年消除結構性預算赤字；在削減支出方面主要是削減福利支出；對于現代基礎設施、各種學校教育、航空業、能源和醫藥業、小企業等領域則是加大投入力度；在稅收方面，對銀行、煙、酒、燃油、奢侈品等方面加稅；同時把公司所得稅從2012年的24%降為2014年的22%，簡化稅制，為企業提供更便利的商業環境，意在通過這些措施支持英國的企業發展，鼓勵人們努力工作，改變過度消費和債務膨脹型的經濟發展方式，以恢復經濟活力，實現經濟復蘇。

　　由于歐盟各成員國的財政狀況存在很大差異，對于那些債務問題更嚴重的國家，妥善處理財政緊縮與經濟復蘇的關系已極為困難，未來經濟狀況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但可以預計，出于經濟發展的需要，未來幾年帶有“供給管理”區別對待特征的增長友好型的財政整固模式將是歐美國家的普遍選擇。與之相伴，有無可能實質性地發展“轉移支付”式救助機制而成功打造財政同盟，將不斷成為支撐全局的底線。

　　歐元區貨幣同盟開始是精英合作，成員國之間差異不大，所以矛盾并不突出。蘇東劇變之后，歐元區范圍迅速擴大，不同國家的發展程度大不相同。北歐、南歐的差距明顯，孕育了非常顯而易見的矛盾，只不過在一段時間內并未觸發危機。

　　作為貨幣同盟的成員國們讓渡貨幣方面的主權，但并不讓渡財政主權。在這種情況下，不同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協調機制形式上只有兩條簽馬約時確定的財政紀律：一是赤字率不超過3%，二是公共部門負債率不超過60%。希臘這樣相對不發達的國家加入貨幣同盟后，如果他們違反上述兩個約定，就要受到警告；如果他們遲遲不能遵守約定，同盟就會減少甚至停止給予他們救助和扶持。

　　但這兩條財政紀律近年已經不足以協調成員國之間的利益。這次歐元區債務危機的本質是統一的貨幣政策與成員國獨立的財政制度無法長久匹配的深層矛盾。如果可以匹配，貨幣同盟就可能繼續運行；如果不能匹配，矛盾就會激化，直到引發危機，而危及同盟的命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傳到歐洲后，成為歐元區矛盾暴露的肇因?，F在的局面是，歐元區在不同成員國內的利益協調上不斷地試探底線。這將是一個陣痛的過程，而且會持續若干年。

　　解決歐債危機的關鍵是歐元區成員國能否最終真正形成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財政同盟，未來歐元區形成一個與歐洲央行相呼應的財政主體，各成員國讓渡自己的財政主權，服從歐元區的這樣一個財政主體。歐元區財政主體的典型特征是發行公債，作為歐元區財政框架下的調控手段。我們現在看到了建立財政同盟的一些端倪，如建立救助基金，還有一些商議中的類似于財政政策工具的創新，如金融交易稅。我們認為金融交易稅也是明確的財政概念，歐元區需要有類似于美國聯邦的準聯邦，來行使這種稅權，這項公共權力要覆蓋所有成員國。

　　財政同盟可以使我們聯想到一個宏大的問題，就是人類社會的大同境界的逐漸接近。如果歐元區真的建立了穩固的財政同盟，其發展勢必會上一個大臺階。歷史上，歐洲移民曾到美洲大陸，采用很殘酷的手段，把土著居民幾乎趕盡殺絕，最后建立了聯邦制的美利堅合眾國。而歐洲走了另外一條道路，雖歷史上殺來殺去，但最后要尋求共贏，如果通過陣痛，最終建立起一個“歐羅巴合眾國”，那將是世界歷史上一個社會趨近大同境界的新階段。但是，現在無人可以保證其成功，而且這個陣痛的過程會很漫長，需要反復地試探、反復地“懸崖勒馬”來維持歐元區不解體。

　　歐盟謀求宏觀經濟再平衡和激活實體經濟的調整取向

　　為擺脫危機，避免解體，并提升歐盟未來在全球經濟的地位，歐盟已更為積極地運用可行政策調整舉措，致力于強化經濟聯盟，增加經濟活力。

　　經常賬戶逆差往往是一種反映宏觀不平衡和失去競爭力的綜合性指標，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國家普遍存在經常賬戶逆差。一般而言，追趕型的經濟體存在經常賬戶逆差也屬于正常，因為追趕性國家通常需要吸引國外資金流入，以擴大國內投資，刺激經濟增長，而且貨幣聯盟成立以后，成員國之間資金流動的匯率風險完全消除，利率風險明顯下降，追趕型國家獲得了有利的外部融資環境，外部借款活動更為便利。但是，危機國經常賬戶的逆差規模已超過了追趕發展理論可以解釋的合理范圍，以借債方式融入的資金也未能有效助推實體經濟增長，其相當高的比例被投向房地產和消費領域，助長了資產價格泡沫，導致財政赤字和經常賬戶赤字雙膨脹。

　　從歐元區整體看，過去十多年，各成員國出口競爭力和經常賬戶平衡的差異不斷擴大，過大的差異會威脅到每個國家的經濟穩定，同時它還會破壞人們對歐元區的信心，降低歐元區的凝聚力。由于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僵化，歐元區國家消除宏觀經濟不平衡和重新獲得競爭力將是一個痛苦和持久的過程。另一方面，歐元區宏觀經濟過度失衡與2008年之前的全球宏觀經濟過度失衡相似，拖延調整的時間越長，進行調整的成本越高，不主動調整的后果可能就是無序的和破壞性的被動調整，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即為明證。因此，實施結構性改革，加強經濟治理將是歐盟長期可持續運轉的關鍵，改革內容主要包括逆差國進行大規模的價格和成本調整，提高勞動生產率，培育產品市場的競爭力，尤其是服務部門領域，降低勞動力市場的僵化程度；順差國繼續提高競爭力，調整妨礙國內需求的結構性因素，刺激私人部門的需求。

　　為了激勵成員國進行結構性改革，歐盟新推出了監測和糾正宏觀經濟不平衡狀況的制度和程序，允許歐盟委員會和部長理事會在不平衡狀況達到某種不可持續的程度之前就采取制裁措施，第一次制裁受罰國需要繳納無息存款，第二次制裁所繳納的無息存款轉為罰款，是否實施制裁由大多數成員國投票即可決定，具有半自動性。

　　今年2月份，歐盟委員會推出了首份宏觀經濟不平衡預警機制報告，該報告采用10個指標監測成員國的外部不平衡和內部不平衡，每個指標設有警戒線。監測外部不平衡和競爭力的指標包括：經常項目差額GDP比例(三年平均值大于-4%、小于6%)；國際投資凈頭寸占GDP比例(小于-35%)；五年內出口市場份額變化百分比(小于-6%)；三年內名義單位勞動力成本變化百分比(對歐元區國家警戒線是小于9%，非歐元區國家警戒線是小于12%)；三年內真實有效匯率變化百分比(對歐元區國家警戒線是正負5%，對非歐元區國家警戒線是正負11%)；監測內部不平衡的指標包括：私人部門債務占GDP比例(小于160%)、私人部門信貸流入占GDP比例(小于15%)、房屋價格年度降幅(小于6%)、公共部門債務占GDP比例(小于60%)、三年內的平均失業率(小于10%)。歐盟希望通過細化的指標預警，從深層次支持各成員國結構性改革的進程，鞏固歐盟在經濟融合方面的根基。

　　伴隨歐債危機，歐盟面臨的中長期挑戰還體現為低增長、老齡化、資源壓力，尤其是低增長的持久化問題更為嚴峻。在過去十年中，歐盟與主要經濟伙伴之間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擴大，人口老齡化也在加速，從2013年起，適齡勞動人口的規模將縮減，福利支出和公共財政壓力日益加大。如果沒有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解決公共財政和失業問題將會越來越困難，歐盟在全球經濟的地位會下降。因此，歐盟必須尋找一個使經濟繁榮向上的解決方案，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國際競爭力。

　　總之，歐債危機暴露了貨幣聯盟的缺陷，同時，也給修復和優化貨幣聯盟提供了契機和方向，今后如何實現財政再平衡和宏觀經濟再平衡，改變高負債、高福利、不可持續的相關機制性缺陷，不僅是歐盟面臨的任務，也為全球其它經濟體提供了警示與借鑒。發展中國家如何在全球經濟未來新格局中重新定位和規劃自身發展戰略，值得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