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出意外，美聯儲將在本月底的議息會議上給量化寬松（QE）畫上句號。雖然程度各不相同，外界基本都承認這一超常規(guī)貨幣政策對美國經濟的復蘇成績居功至偉。然而，量寬的“神話”在越過浩瀚的太平洋后卻消失了，以大規(guī)模貨幣擴張為首的“安倍經濟學”如今越來越顯露出“強弩之末”的疲態(tài)。美國可以，日本為什么不行，難道日本終將在失落20年后，再繼續(xù)沉淪嗎？

　　美日復蘇差距大

　　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后，伯南克執(zhí)掌下的美聯儲在維持近乎零利率的同時，先后出臺三輪量寬計劃，通過大筆購入國債向市場投入大量貨幣，成功刺激了民間消費和投資，帶動經濟強勢復蘇。

　　首先是經濟增長強勁，二季度美國經濟同比增長了4.6%，環(huán)比增長2.6%，外界普遍預計三季度經濟將增長至少3%。就業(yè)市場逐漸收復失地，9月非農就業(yè)人數激增24.8萬，失業(yè)率降至5.9%，創(chuàng)六年來最低，通脹目標接近實現。在此背景之下，美聯儲暗示將于本月底的議息會議上撤銷量寬計劃，并將于明年中開始加息，逐漸實現貨幣政策常態(tài)化。

　　日本方面，雖然早在本世紀初就曾推出量寬計劃，但真正大刀闊斧的貨幣刺激還是開始于安倍2012年底開始的第二輪執(zhí)政之后。作為“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貨幣刺激被安倍視為將日本拉出通縮泥淖、實現日元貶值、拉動出口、開啟經濟復蘇的關鍵一招。

　　貨幣刺激的確產生了一定效果。2013年一季度——安倍任內的第一個季度經濟強勁增長了4.6%，今年一季度也曾實現6.1%的驚人增長。

　　然而，大多數時間內日本經濟增長仍在低位運行，2013年全年GDP增長了1.6%，今年二季度GDP甚至同比大幅萎縮了7.1%。此外，通脹形勢雖有所好轉，但卻是拜今年4月上調消費稅所賜。扣除這一政策效應，8月通脹率僅1.1%，遠低于2%的目標值。

　　QE偏愛美國：科技引領增長

　　雖然三季度經濟數據尚未公布，但美日經濟復蘇的勢態(tài)高下立判。在美聯儲已經退出量寬計劃、謀劃加息的時候，在對日本經濟已喪失信心市場面前，日本央行卻需要反復保證寬松政策“仍將維持較長時間”。同樣實施了超常規(guī)貨幣政策刺激，美國為何能夠實現強勢復蘇，日本的復蘇道路為何如此坎坷呢？

　　專家認為，要回答QE在美日命運殊途的原因，首先要看到美日兩國金融與經濟危機在性質上的區(qū)別，不同的危機性質決定了QE實施的環(huán)境和“醫(yī)治”對象的差別，從而決定了QE能否充分發(fā)揮其理論效應。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張可喜認為，2008年爆發(fā)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經濟危機，在日本則屬于結構性危機，但對于美國來說，更多是屬于周期性危機。由于日本國內土地和勞動力等成本高，企業(yè)紛紛選擇走出國門，導致國內設備投資乏力；而小企業(yè)則在經濟蕭條中苦苦掙扎，無力投資建廠，對資金需求不足，這就導致單純的貨幣寬松政策難以奏效。

　　首都經貿大學金融學院院長謝太峰也認為，QE之所以在美國能夠促使經濟復蘇，與美國經濟結構的因素密不可分，第一，由于科技對經濟的貢獻度很高，經濟增長質量很高，因而在遭受危機后自我修復能力較強；第二，民間消費占GDP比重達70%以上，QE和低利率政策通過刺激消費能迅速帶動經濟增長；第三，超常規(guī)貨幣政策實施后美元出現下跌，對刺激出口有一定幫助。

　　QE冷落日本：經濟結構畸形

　　對于日本來說，經濟結構的畸形限制了量寬政策的效果。謝太峰強調，日本超常規(guī)貨幣政策之所以效果不佳與其經濟結構有關。第一，1985年后日元緩慢但長期的升值對日本的競爭力造成很大打擊，短期之內難以恢復；其次，日本是個島國，對外貿易依賴更大，經濟“大進大出”特征明顯，因而也受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影響更大。此外，不可忽視的是，日本在2011年還曾遭受大地震、海嘯和核泄漏三重災難影響。

　　“安倍經濟學”大規(guī)模貨幣投放目的就是希望打壓日元以拉動出口，然而事與愿違，出口增長無力，進口由于日元購買力的降低而增加，導致貿易赤字持續(xù)上升。今年上半財年（4-9月），日本貿易逆差額同比攀升8.6％至5.4271萬億日元，創(chuàng)有記錄以來最高。“日元貶值以拉動出口的發(fā)展模式已經被事實打破”，張可喜說。

　　謝太峰說，QE在美日復蘇中表現不一給我們的啟示是，要努力實現科技引領下的經濟增長。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科技革命中，日本被美國遠遠甩在后面，索尼相對于蘋果的衰落就是例子。雖然科技的投資周期長，但科技引領未來，科技引領的經濟在遭遇危機之后，自我恢復能力也更強。

　　“日本經濟問題的根源在于創(chuàng)新能力薄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梁云祥認為，在上世紀90年代新一輪科技革命中落伍了，這需要進行長期的經濟結構調整，而非一時的貨幣和財政刺激，因此“安倍經濟學”的重中之重在于第三支箭。但是結構改革難度太大，一時也難以見效，因此“安倍經濟學”才會被外界“看衰”。

　　QE在誕生之后便飽受爭議，但它既不是惡魔也不是天使。美日經濟復蘇差距告訴世人，理論上威力強大的QE，能否發(fā)揮其最大效用取決于經濟背景和經濟結構。單純印鈔票只是暫時遮掩了矛盾，對于經濟結構不合理的國家來說，激情與堅韌同樣重要。（韓哲 趙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