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中“穩增長”宏觀經濟政策并不是被動或消極的，不過是在足以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前提下，政府順應潛在增長率的變化而主動降低了增長目標。在新常態下，為實現社會目標的可接受增長率明顯低于潛在增長率，這為穩增長政策提供了較大的回旋余地，能夠通過更靈活的微觀機制和審慎穩健的宏觀政策組合，實現有質量、有效率的穩健經濟增長。

■新常態下的“穩增長”政策，附帶上了若干約束條件，即7月2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的發展必須符合經濟、自然和社會規律，使實現的增長與發展具有科學性、可持續性和包容性。在“三規律”約束下的穩增長，意味著主觀政策變化必須受理性的支配和約束。穩增長政策決策中，應更多地關注就業市場的變化及其對增長的宏觀含義，只要有充足的就業需求，相對較低的增長率也是可以接受的。新常態下應當實施側重于供給面的“供需”結合政策，即以供給面帶動需求面的政策取向，可能是較理想的選擇。供給面的穩增長政策，絕不是某種單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體制變革在內的系列措施的組合。

中國經濟邁入新常態，已成為政府和學界的基本共識。基于新常態的認識，政府對經濟增長的可接受區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不再像過去那樣急功近利地將GDP增長作為最重要的直接目標，意味著政府政策目標函數的重大變化，不再以GDP增長率論英雄。但這并不意味著，新常態下政府不需要增長率，而是需要“好”的增長。畢竟，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適度的經濟增長都是實現“中國夢”的基礎條件，“穩增長”應順乎邏輯仍是政府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不過，在穩增長中，需要弄清三個基本問題：什么樣的增長率才是“穩”而且適度？穩增長決策應該更加關注哪個宏觀經濟指標？實現穩增長的途徑和機制是什么？

“穩增長”的“度”是多少

新常態表明中國經濟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具有舊常態下明顯不同的諸多總量與結構上的特征。其中，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是新常態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增長速度換擋并不是對中國經濟的悲觀預期，也不是國內一些學者所認為的“危機論”或“政府捅破泡沫論”，更不是像國外某些媒體那樣抱著“唯恐中國經濟不亂”的心態所鼓吹的“崩潰論”。在客觀上，中國仍然具備維持相對較高增長率的基礎；在主觀目標上，雖然政府不再唯GDP論英雄，但適度經濟增長仍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充足的就業機會、社會保障的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可持續性、金融體系的穩定，乃至中國在全球體系中地位的進一步積極變化，都必須仰仗于此。

那么，政府應當將增長率“穩”在什么樣的水平呢？這要取決于對適度經濟增長的界定。從資源利用及其效率角度來看，適度增長就是要使實現的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大體保持一致。在此增長水平上，不會有太多非意愿失業，也不會有設備過剩，資本與資源均能得到充分利用。任何實現的增長率持續地偏離潛在增長率，要么是資源過度利用、通貨膨脹，要么是非意愿失業率上升，經濟持續下滑。從社會發展目標來說，適度經濟增長率應當符合中國“兩個一百年”的目標，這是新常態下政府對經濟增長目標可容忍的“最低限”。一旦受外部環境的不利影響，經濟增長率下降到明顯會影響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進程時，“穩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仍然是必要的。

很明顯，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潛在增長率與政府為實現社會發展目標而可接受的增長率下限之間，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也就不足為怪了。在經濟發展的早期，政府為實現其階段性“追、趕、超”社會目標，可接受的增長下限可能明顯高于潛在增長率。為了實現這個(些許不切實際的)目標，政府往往會采取強制儲蓄和通貨膨脹政策，通過抑制消費或吸引外資而加快資本積累，以圖達到其階段性特定目標。但脫離經濟與自然規律約束的短期增長，往往是不可持續的，經濟大起大落是常見之事。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幾次較大的經濟波動，無疑都與之前幾年里政府過于雄心勃勃但脫離潛在增長率約束的增長目標有關。

那么，新常態下“穩增長”的目標與潛在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如何呢？為此，做簡單的情景分析就可判斷一二了。根據IMF[微博]的統計，2013年中國人均GDP達到了6747美元。以此為起點，在不考慮人民幣匯率變動的情況下，未來7年中國年均只需實現5.8%的增長率，人均GDP就可達到10000美元；若2014年至2049年，中國年均增長率能夠達到5%，那時中國的人均GDP能夠達到39000余美元。這意味著，實現“兩個一百年”社會目標的可接受增長下限，明顯低于當前政府7%-8%的增長目標區間，也明顯低于國內大多數學者所估算的7%左右潛在增長率。進一步的，若未來實現的年均增長率能達到7%，2020年和2049年的中國人均GDP將分別達到10834美元和77077美元。不難發現若實現的增長率能夠維持在潛在增長率左右，中國就能夠在經濟總量上提前實現“兩個一百年”的雄偉目標。正因為如此，面對實現的增長率明顯低于舊常態下的平均增長率，甚至仍然面臨“下行壓力”的背景下，政府才對穩增長的政策選擇仍然只是“微刺激”。質言之，即便短期增長率會有所下降，但為實現既定的宏偉社會目標，仍具有足夠的回旋余地。

“穩增長”政策應更多關注就業

既然為實現社會發展目標而可接受的增長率明顯低于潛在增長率，那么，政府對“穩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度的拿捏，政策思路也該有所調整。即：從關注GDP的增長率或通脹，轉向更加關注就業的變化。盡管宏觀經濟政策一直強調充分就業，但是，應當說，就業在舊常態的宏觀經濟政策決策中并沒有被賦予其應有的權重。宏觀經濟政策的“張”取決于實現的增長率，“縮”則取決于通脹率。無論是“張”與“縮”，均與就業無直接關系。

忽視就業(失業)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可避免地有其固有缺陷。舊常態無論是“保增長”還是抑制“過熱”，政策決策忽略了就業指標，可能與中國失業統計的不健全有關。由于中國過去并沒有建立完善的失業登記與失業救濟制度，因而中國并沒有準確的失業統計。這無疑增加了宏觀決策時更多考慮就業時的難度。不健全的失業統計，使得中國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相關性頗有些不可思議：失業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并沒有明顯的相關性，盡管中國經濟增長率呈明顯的波動性，但失業率變化甚微。例如，2002年至2014年上半年各季度的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在4%-4.3%之間波動，同期GDP季度增長率在2007年季度一度達到15%，最低的增長率為7.4%，GDP增長率的較大波動性與登記失業率的穩定性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或者說，經濟增長率出現50%的大幅度下降并沒有伴隨失業率的下降。這是讓人匪夷所思的。另外，對新世紀(28.37, -0.07, -0.25%)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與就業需求之間關系的分析，不難發現一個類似的怪現象：在2000年至2008年初，中國就業需求持續上升與經濟增長保持了較強正相關；在接下來的約七年時間里，兩者之間的相關性發生了明顯的變化，2010年第四季度的職業需求人數約為469萬人，而在2014年第一季度需求數卻增加到約了629萬人，與就業需求增加相反，經濟增長率卻從同期的9.5%下降到了7.4%。經濟增長率明顯下降，就業卻幾乎沒受影響，在經濟政策決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奧肯定律”在中國似乎并不成立。

在失業統計不完善的情況下，我認為，就業需求量的變化，可在穩增長的政策決策中發揮應有的重要作用。舊常態中的政府宏觀經濟政策，主要取決于實現的增長率和通脹率的變化，相對忽視了就業指標對宏觀經濟的意義。增長率高了，尤其是通脹率上升到4%以上，有過熱之虞時，就緊縮貨幣與信貸，收縮流動性；增長率低了，就會手忙腳亂地大規模擴張信貸與貨幣。政策的“緊”，看通脹；政策的“松”，看增長，乃至政府在政策松緊之間變換時，會強調“防通脹”或“保增長”的不同政策目標。結果，本來是為平抑經濟周期波動的宏觀調控，反而加劇了經濟的周期波動，為了實現短期增長目標的宏觀政策，也加劇了企業的短視行為，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這告訴我們，新常態下穩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不應當機會主義地在“防通脹”與“保增長”之間跳來跳去，政策決策的依據應給予就業市場足夠的重視。實際上，就業與增長率之間關系出現新變化，為我們穩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帶來新的選擇思路，即穩增長的政策應當賦予就業更高的權重。質言之，即便增長率下降到了低于7%，只要有充分的就業機會和足夠就業人數的需求增長，沒有太多的非自愿失業，就不宜采取過于刺激的政策措施。我們認為，政策決策中，就業權重的上升能夠更好地體現“以人為本”的精神，也能夠避免過多地關注物質化的GDP，讓宏觀政策多了一些人文關懷。

側重于總供給的“供需”結合政策

為了達到穩增長的目的，可從總供給和總需求兩個不同側面入手。側重面與著眼點的不同，會導致政府迥然各異的宏觀經濟政策，且其效果也可能有天壤之別。總供給面的穩增長，著重于穩定和改善經濟的總供給能力和供給結構；總需求面的穩增長，則是通過刺激投資、消費、政府支出或凈出口等政策選擇，通過需求拉動達到穩增長的目的。國內外正反面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需求拉動的經濟增長具有短期性，過度依賴于此，會威脅到金融與財政的穩健性。過度需求刺激導致的美國次貸危機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殷鑒不遠。相反，源自于供給面改善的經濟增長，更具有持續性和穩定性。過去，中國慣常通過刺激投資和擴大政府支出的總需求政策，盡管在短時間內達到了增長目標，卻帶來了環境污染、結構惡化乃至系統性的不穩定。因此，新常態的穩增長政策，當從過于側重于需求面的刺激性措施，轉向側重于供給面的管理，以供給面帶動需求面，實現經濟的均衡穩定增長。

供給面的穩增長政策，絕不是某種單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體制變革在內的系列措施的組合。我們認為，著眼于供給面的穩增長政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深化市場化的全面改革。制度的系統性改革，建立更完善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在滿足激勵相容和參與約束的合約結構下，通過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要素的自由流動，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所謂“改革紅利”，實際上就是通過完善和改革原有體制機制，釋放被舊的體制機制壓抑的供給能力。雖然市場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一種比市場能更有效地配置資源的機制。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以更多更廣泛的市場取代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機制，就是把原來被計劃經濟體制壓抑的生產力給解放了出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主要是價格體系的市場化改革、一定范圍內提高要素的流動，通過價格信號來引導資源的配置；多方面探索企業制度改革，尤其是進入90年代之后，大膽嘗試通過資本市場推進企業產權結構及治理機制的變革，在企業內建立新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但“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市場化改革策略，決定了中國市場化改革是一個較漫長的過程，且受特定歷史階段認知局限或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中國在當初“大膽”改革的產物，又成了日后被改革的對象，因而中國改革具有迂回性。盡管如此，沒有哪個轉軌經濟體能像中國這樣，在有序地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同時，在保證政治上穩定的同時，又在經濟上實現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許多要素仍然是“非市場化”的，諸多不合理的制度壁壘阻礙了要素的合理流動和重組；在某些領域，超經濟權力的壟斷甚至腐敗構成了市場化的大敵，使一些資源并不是基于市場化的效率優先原則而流動的，降低了資源應有的產品供給能力。就未來市場化改革的總體趨勢而言，主要側重于簡政放權與更自由的市場準入、促進要素的合理流動和重組，無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頭戲。8月20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要持續把簡政放權、放管結合作為政府自我革命的‘先棋手’和宏觀調控的‘先頭炮’。”可見，政府已把更自由的市場化本身當作 “調控”的手段之一。讓各企業和個人在平等的規則之下，擁有公平競爭的機會，這不僅會改善中國經濟的供給面，而且也會通過市場機制的自我糾錯和存貨的及時調整，提高經濟的穩定性和靈活性。因此，新常態的穩增長措施，當首先是市場取向的制度改革以釋放改革紅利，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靈活性和自我調適的功能。畢竟，市場機制對紛繁蕪雜的信息更靈敏，信息的分散化處理機制更及時、更切合實際，政府的干預或“數量上增減”的調控，應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其次，技術創新始終是經濟增長連綿不絕的動力。技術創新是提高供給量、改善供給結構、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基本動力。換言之，缺少技術創新與進步的增長，終將走上不得不依靠刺激總需求擴張的不可持續之路。中國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一針見血地做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習總書記也強調：“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創新是民族進步之魂。”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就意味著擁有先進供給能力和最“清潔”的增長動力。

十八大提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國家創新體系的形成、完善和發展，將有助于提升中國的全球競爭力，依賴于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增長機制的經濟，本身具有更強的應對各類不利沖擊的韌性和靈活性。正因為美國擁有強大的技術創新，即便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發端于美國，可金融市場依舊對美國經濟前景毫不吝嗇地給予了最樂觀的預期；與美國相反，盡管中國實現的增長率依然屬全球明星，但由于自主創新不足，金融(股票)市場才對中國經濟要求了較高的風險溢價。可以說，技術創新本身就是經濟增長的“穩定器”。

但是，技術創新需要人才培養、金融支持、專業制度等創新體系的強有力支撐。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道出了中國創新體系的痛處，但要改變它似非一朝一夕之事。費爾普斯在《大繁榮》一書中指出：“中國要繼續保持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就必須加速自主創新……中國經濟要完成從中等收入向領先水平的轉軌，也必須找到激發必要的經濟活力的手段。”他特別指出：“本土創新精神源自人民的冒險精神和發揮創造力的愿望，它們一直深入到社會的草根階層……草根階層的活力要求人們擁有創辦新企業的自由，以及在冒險成功后得到社會承認和財務回報的信心。”中國能否培育出適合大眾創新的土壤，是中國能否在新技術革新的潮流中繼續充當增長領跑者并提高中國經濟活力的關鍵。

第三，提高勞動者素質。新世紀伊始我們黨就提出，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始終是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第一要務”。這一論斷并沒有因為十多年時光流逝和經濟過渡到新常態而過時，相反，經濟從舊常態向新常態的過渡，更凸顯了該論斷的重要意義。這是因為，人是生產力中唯一具有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因素。勞動者不僅僅是操作生產工具的工人，更因為他們處于實踐最前沿，能更深切地體會生產技術、組織形式中的諸種弊病。況且，提高生產率的技術進步與創新，并不完全是由那些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專家在封閉的實驗室里完成的，大眾創新是推動技術進步或完善制度建設主要因素。即便許多人都強調當下改革的“頂層設計”，但頂層設計的改革也應當是對草根豐富實踐經驗總結基礎上的改革，因此，頂層設計的改革也要“緊緊依靠人民”。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源于老百姓為克服實踐中遇到的問題與障礙而大膽創新的激勵機制的改革，才能夠以更小的成本加以推廣深化。進一步的，勞動者素質提高還具有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效應。這是因為，在有效的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下，勞動者所得取決于其邊際產量，而勞動者素質提高恰恰是提供其邊際產量的基本因素。因此，提高勞動者素質意味著勞動者所得份額會相應地上升，最終提高消費能力。總的來看，無論是技術創新及其在實踐中的運用，還是制度改革中實踐的新發展及其經驗的總結、改革設計及其效果的反饋，均需要有勞動者素質的全面提高。

最后，完善稅收體系。稅收不僅是國民收入分配的工具，也是影響經濟供給面的激勵機制的一部分。美國供給學派主張通過減稅來促進市場競爭，對當下中國的穩增長仍有一定借鑒意義。其理論認為，高稅率挫傷了人們的勞動熱情，阻礙了個人和企業儲蓄與投資，降低了生產率增長和商品供給，因此，應通過降低邊際稅率來促增長。著名的拉弗曲線還表明，在稅率降到臨界值之前，政府降低稅率不僅不會導致稅收下降，反而還因為減稅刺激了收入上升、稅基增加，政府稅收會隨稅率下降而增多。

當然，稅收體系的完善不能簡單化為稅收的增加或減少。政府也應當樹立起恰切的稅收觀，即稅收的主要功能不是作為政府斂財的工具，而是調節收入差距或為企業經營活動公共服務的必要支出保障，因而合理的稅收應當有利于激發企業經營和創新的活力，有利于供給的增長。若僅基于對稅收增加政府收入的認識，不可避免地使政府的各項稅收政策墮化為“與民爭利”的收入財富壓榨機。常識是，讓老百姓多納稅，從來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公共政策，更不是穩增長的良方。

雖然供給面的改革在新常態下的穩增長中至關重要，但供給面改善的增長效應可能需要較漫長的過程才能顯現出來，穩增長又常常迫在眉睫。供給面“遠水”難解穩增長的“近渴”時，就需要更加注重將供給面的改善與需求面的穩住有機地結合起來，只有有了這兩條腿，穩定均衡的增長才能邁步向前走。但總需求政策仍會在穩增長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因為總供給和總需求是經濟總量均衡中的兩個重要因素，總供給的增長必然要以相應的總需求增長，才能使產品有銷路、沒有非意愿存貨積壓，實現總量均衡。雖然好的供給管理政策能夠帶動需求的增長，但畢竟供給與需求是由經濟中相互獨立的不同部門、且基于不同的目標而做出經濟決策，并不能保證經濟時時處處都能夠達到均衡；也因為，當遇到極端經濟總需求沖擊時，總需求政策一般比總供給政策能較快地發揮穩增長的效果；這時，若沒有相應的總需求管理，供給面可能因需求面沖擊而急劇萎縮。

這里的關鍵在于：在穩增長中，應當確立總供給政策與總需求政策的主從關系；要注重拿捏好總需求管理的度和結構。總需求增長的“度”，可以從經濟的實體面和金融面兩個角度來考察。在實體面，考察總需求的度，當結合總需求結構來斷定。總需求方面，鑒于消費需求增長相對平穩，投資的貢獻多年一直居主導作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受國際環境的影響，貿易順差波動比較大，因此，調控好投資和政府支出，對政府把握好總需求管理的“度”至關重要。在金融面，貨幣供應量或廣義信貸(包括銀行信貸、債券發行、信托等等)是總需求的量的集中體現。鑒于此，在金融面，穩增長的總需求政策要將廣義信貸增長調控到一個較合理的水平。至于總需求的結構方面，將在“新常態政策之‘調結構’”中再具體闡述。(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貨幣理論與貨幣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