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對全球領導力的懷疑未去，7月7日至8日在德國漢堡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成為該組織面臨的最劍拔弩張的一次。早在1999年建立G20之前，就開始舉辦峰會了。在上世紀70年代，峰會成立的初衷是為了統一主要經濟體的國內政策，從而減少不確定性。但是，當前的各國國內政治則創造了一種新的不確定性。

繼在2014年的布里斯班G20峰會上，俄羅斯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美國也在今年的峰會受到了孤立。今年5月，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高調出席意大利陶爾米納G7峰會，宣布美國將退出2015年簽署的《巴黎氣候協定》。作為回應，除了英國首相特蕾·梅的意外缺席，G7中的歐洲國家領導人均簽署發表一份聲明，譴責特朗普的立場。

作為二戰后聯合國體系及國際秩序的主要構建者，美國和英國現在似乎執意要推翻這一遺產。自從去年特朗普當選和英國脫歐公投以后，兩國都走上了一條充滿矛盾，分歧嚴重的政治道路，摒棄了對外開放和多邊主義。

兩國的發展軌跡盡管難以預測，卻出乎意料地相似。的確，很多人將脫歐公投看作是特朗普當選的前兆。正如同“脫歐派”的宣傳一樣，特朗普也利用了選民對移民問題的擔憂。同特蕾莎·梅在脫歐公投后的政府一樣，特朗普政府也舉步維艱。他們兩人也終于嘗到了自己漏洞百出的競選過程的苦果。由于勝利者越來越像失敗者，更多可靠政治家主張的左翼民粹主義受到了更多的歡迎，比如美國的伯尼·桑德斯和英國工黨黨首杰里米·科爾賓。

特朗普和梅政府在國際觀點上也有著驚人的相似性。雙方都想重啟國際協定談判，比如貿易協定，英國還要處理自身與歐洲的關系。鑒于其基礎的矛盾性，重啟談判的前景并不明朗。

由于美國和英國的工人認為失業和不平等都與全球化有關，要求獲得更多的保護。不過，保護主義通常會讓消費者付出極大的代價，而低收入者更是首當其沖。事實上，有數據證據充分顯示，低收入群體在自由貿易中受益最大。

在這樣的背景下，試圖改變既定協議的舉動將勢必產生狹隘的協定和極度不公平的選擇性進口現象。這樣做的風險在于，其它國家對此采取的報復性措施將觸發保護主義和去全球化的惡性循環。

二戰過后，世界各國通過政府、行政機構、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聯系愈發緊密，為合作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如今，全球化的運行機制正在受到削弱。與全球化有關的專業官僚機構——特別是美國駐外辦事處（US Foreign Service）——正遭遇人員裁減。企業和媒體不時受到告誡，要它們更愛國一點。金融領域被分隔開來，再次國有化。好萊塢和各個大學等軟實力機構正深陷文化戰爭的泥沼。

美國和英國大學長期占據世界排名前列，它們也視自己為擁有全球責任的全球性機構。哈佛大學校長德魯·福斯特常常津津樂道地描述哈佛大學的國際地位；普林斯頓大學最近把校訓從“為國家服務，為世界服務”（In the nation’s service and the service of all nations）改成了“為國家服務，為人類服務”（In the nation’s service and the service of humanity）。

但是，在近幾年，世界主義和全球延伸遭遇反彈。特蕾莎·梅在2016年10月保守黨會議上發表了讓人至今記憶猶新的言論：“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名世界公民，那么你就不屬于任何一個國家。因為你不理解‘公民’這個詞的真正含義。”

隨著二戰后的普世精神逐漸消退，之前的全球化需要全新的領導力，同時還需要全新的途徑實現多邊主義，創造軟實力。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中國和歐洲——更確切地說，德國——將自己視為新的全球秩序守護者。

事實上，中國和德國對于許多關鍵問題的觀點愈來愈一致。兩國都重申了遵守巴黎協定，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諾，兩國都反對特朗普代表煤炭工業做出的阻撓性改革。顯然，當前中德已形成了反對貿易保護主義聯盟。最近，習近平主席將貿易保護主義形容為“如同關入黑屋子，”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贊其言“十分難忘。”

作為此次G20峰會的主席國，德國領導人正在探索如何代替美國促進全球化。不過，德國太小，無法擔任起霸主的角色，其在歐元區的地位依舊深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

同樣，中國在追求全球領導力的過程中也將受到阻礙。相對來說，中國的金融領域仍然不夠發達，容易爆發危機。中國宏大的基礎設施倡議“一帶一路”將會帶來新的依賴性問題，加劇亞洲地區本就激烈的競爭。最后一點是，中國可能成為全球化領導力，使得人們不禁擔心民主的未來。富裕國家反全球化的核心目的就是追求更大程度的民主，而非相反。

可以確定的是，以下必要條件構成了全球領導力的新形勢：中國擁有眾多發展迅速的優秀大學；德國有著以聯邦原則為基礎、以歐洲一體化為導向的深厚民主基礎。缺乏以上任何一個因素，設想的前景都不會實現。美國世紀的創造是基于強大的民主機制、共享的價值觀以及活力四射的文化生活。單單依靠經濟邏輯的全球化永遠行不通。

關于作者：

哈羅德·詹姆斯（Harold James）,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和國際關系教授，全球治理創新中心高級學者。

（編譯：王唯怡、王芮宇 編輯：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