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迎來了亞洲金融危機二十周年，更確切地說，是迎來了引發危機的泰銖貶值事件二十周年。盡管此種周年紀念并不真的值得慶祝，這至少提供了一個回望過去，審視二十年來的變與不變。

當時的人們對這場危機的起因爭論不休，直到今天，爭論也仍在繼續。西方觀察人士把原因歸于亞洲國家缺少透明性，企業與政府間的關系過于緊密——他們把稱之為“裙帶資本主義”。亞洲的財經評論人士則從自己的角度認為，導致危機的原因在于對沖基金破壞區域金融市場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提出的對策則使這場危機愈演愈烈。

以上兩種觀點都有其合理性。當年，泰國中央銀行公布的資產負債表瘋狂夸大其外匯儲備——這幾乎是財政透明度典型的反面事例。外國投機者爭相炒作泰銖，賣空者不僅包括對沖基金，還包括投資銀行，其中一家銀行就針對如何保護本國貨幣向泰國政府提供建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咨詢亞洲國家如何應對危機時，把解決危機的方向錯誤地引向過度實行財政緊縮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有失誤。

在更為根本性的層面上，這場危機反映了亞洲歷史性經濟增長模式與其當時形勢的不匹配。該模式強調穩定的匯率，這被認為是擴大出口的必要條件。這一模式強調投資——而大多數投資是為實現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服務的。這一模式還鼓勵對外借款，為必要的資本成形水平而融資。

可是，到了1997年，東南亞各經濟體步入新的發展階段。這時，僅靠強有力的投資已不能維持經濟高增長率。由于依賴外債，這一增長模式忽視了潛在危機。

與此同時，外部勢加劇了這一問題。對韓國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一個要求就是政府要解除資本管制，這使經濟出現短期的“熱錢流入”現象。更普遍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亞洲各國施壓，要求他們解除資本流動限制。這不僅使風險加大，還使固定不變的匯率的問題變得更大。

上述簡要概括的危機內容凸顯了之后二十年發生的變化。

首先，受危機影響的國家將投資率和經濟增長預期降低至可持續發展水平。如今，亞洲各國政府仍然強調增長速度，卻絕不會不惜一切代價地追求高增速。

其次，東南亞國家現今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一國的匯率擁有完全彈性，至少東南亞各國政府廢除了剛性的固定匯率，而固定匯率正是在1997年造成其經濟脆弱不堪的源頭。

第三，諸如泰國等過去存在大量外部赤字，極為依賴外國資金的國家當前正處于盈余狀態。手握外債有利于他們積累外匯儲備，而這是一種保險。

最后，亞洲國家現在正共同努力推進區域化進程。2000年金融危機后，他們達成了《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形成了一個金融信貸與互換的區域網絡。如今，亞洲國家有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為各個地區的發展提供資金。

我們可以將以上倡議理解為對亞洲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愉快的交往經歷的回應。更為根本性地是，這些倡議反映了中國的崛起。1997年，中國尚不清楚自身在本地區的角色，也不是日本倡導的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的積極擁護者。由于缺少足夠的支持，這個組織最終夭折。

在此之后，中國日益增長的自信和領導力有利于推進亞洲制度建設，深化區域合作。這一轉變伴隨著中國二十年強勁的經濟增長，是金融危機后影響亞洲的最重要轉變。

如今的中國就像二十年前的東南亞國家一樣：發展階段已超越增長模式。我們只能寄希望于中國領導人研究過亞洲金融危機。否則，中國注定重蹈覆轍。

關于作者：

Barry Eichengreen，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高級政策顧問。

注：本文原文為英文，譯文未經作者審校。

（編譯：晏俊、楊唯怡 編輯：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