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縣古戰道

?雁翎隊雕塑

　　在雄安新區建設中，必須要注重文化傳承，體現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經典建筑元素，同時結合區域文化、歷史傳承、時代要求，打造城市特色風貌

　　雄安新區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雄安地區的歷史悠久，文化沉淀深厚。考古資料表明雄安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人類活動。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雄安地區產生了以“容城三賢”為代表的著名歷史人物；以“宋遼榷場”為特色的商業文化和民族融合文化；以“雁翎隊”為代表的紅色文化以及以各類國家級、省級、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代表的民俗文化。

　　燕趙文化 厚重悠遠

　　慷慨悲歌的燕趙文化精神集中表現為忠君報國、勇于犧牲的精神，在雄安地區表現最為突出

　　燕趙文化是雄安地域文化得以生成、發展并不斷得以升華的母體。從地緣上來看，雄安地區屬于燕趙文化圈的史實是一貫的，從未間斷。目前已知的雄安地區商周時期遺存20余處，且有重要的遺跡和遺物發現。

　　春秋時期，雄安地區為燕國之轄境，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受山戎侵逼，燕桓侯曾遷都臨易（今容城縣城東14公里的晾馬臺鄉南陽村）。戰國時期，趙國滅中山，得今安新之地，奠定了雄安地區“燕南趙北”的基本格局。目前國家文物局認證公布的有容城黑龍口燕長城、安新申明亭長城、西關長城、雄縣千里鋪長城、王場長城等5處。燕南古長城不僅是燕趙兩國的分界線，同時也是燕趙文化的結合部。

　　后周顯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收復瓦橋關，并在此設立雄州，下轄歸義（今雄縣）、容城二縣。北宋時期，以白溝河為界與遼國對峙，出于軍事需要，仍在此設置雄州。雄州的設立，大體上使雄縣、容城、安新三縣作為一個完整的行政區劃單元出現，有力地促進了該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后周、北宋時期，是雄安地域文化繼戰國之后又一次大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契丹雄踞北方，掌控燕云十六州，對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軍事壓力。北宋為鞏固北部邊防，采取六宅使何承矩的建議，從雄州邊境開河引易水向東，沿邊境注入渤海，東西三百余里，南北六七十里，沿河開辟湖泊，修筑堤壩蓄水，形成大面積水田，以遏制遼國的騎兵。這一措施不僅有效地阻止了遼國騎兵南下，而且在關隘以南播種水稻，沿河種植桑棗，對于雄州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不僅如此，北宋還在雄州構筑了結構復雜、功能齊全，被稱為“地下長城”的邊關古地道。金泰和八年（1208年），析容城縣置渥城縣，并將安州的治所移到渥城，同時割容城縣屬安州，造成雄安區域分屬于雄州和安州。

　　元明清時期，雄安地區成為拱衛京師的畿輔地區。明洪武七年（1373年）。降雄州為雄縣，說明這一地區的軍事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文化上，由于受到京都文化的輻射和滋養，卻呈現出異彩紛呈的繁榮景象。這一時期，燕趙文化的階段性特點就是畿輔文化，慷慨悲歌的燕趙文化精神集中表現為忠君報國、勇于犧牲的精神，在雄安地區表現最為突出。可以說，雄安地域文化的轉型和燕趙文化的轉型是同步的。燕趙文化不僅孕育了雄安地域歷史文化，同時也不斷涵養、提升著雄安地域歷史文化的層次。雄安地域歷史文化植根于燕趙文化，和燕趙文化一脈相承。

　　畿輔文化 質重樸實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雄安地域文化中天然形成了服務京師的大局意識

　　元明清時期，雄縣、容城、安州都屬于保定路、保定府，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地區之一，因此受京都文化影響也最深。清朝康熙年間曾于白洋淀淀區興建了圈頭、趙北口、端村、郭里口四大行宮，行宮樓閣水影，蔥翠環抱，華貴優雅。康熙、乾隆曾多次到行宮駐蹕，留下許多贊美白洋淀風光的詩篇。盛行京都的昆弋腔流散到白洋淀地區，成為當地群眾同樂會喜聞樂見的娛樂形式。

　　這一時期，雄安地區成為畿輔文化的核心區。以教育為例，清代河北地區縣級書院共計136個，其中保定府最多有22個，雄縣、容城、安新三縣均建有縣一級的縣學和書院。“渥城書院”“正學書院”“葛鄉別塾”“靜修書院”，被稱為白洋淀四大書院。除書院外，鄉間私塾教育也得到發展，如清代容城縣80多個村莊中，就建有102座私塾。據不完全統計，元代以前，雄安地區留下著作的只有唐代的冀重和宋代的趙珣。元代雄安地區有著名學者有劉因和俞皋。明清時期，雄安文名更盛，留下著作的學者多達40余位。正是由于畿輔文化的滋養，使雄安地區“性緩尚儒”“略少文華”的社會風氣為之一變，并逐漸形成“頗知向學，士類漸眾”的局面。以劉因、楊繼盛、孫奇逢為代表的“容城三賢”，是京都文化輻射圈內的畿輔文化得到滋養、發展的標志。

　　劉因是“元初三大儒”之一，在理學、文學、史學等方面成績斐然，并且和他個人的志趣、品格、操守、風節緊密結合在一起，使他成為名重朝野的著名學者。楊繼盛不畏權勢，上書“十罪五奸”狀告奸臣嚴嵩，結果被捕入獄。在獄中，楊繼盛受盡酷刑，仍威武不屈，臨刑前留下詩句：“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后人補。”孫奇逢以“直指孔子”與“躬行實踐”并舉，創造出一套兼容并包的實踐性“新理學”，開辟了清初黜虛務實的一代學風。史書中將“容城三賢”和“眉山三蘇”相提并論，并稱雄安地區“讀書有種、道義有流”，足見其影響之大。還應重視的是明末清初在白洋淀南蠡縣、博野產生著名的顏李學派，創立和踐行“實文、實行、實體、實用”，與孫奇逢的理念相通，傳承了燕趙文化中質重樸實、求實力行的精神，成為畿輔文化的重要價值取向，同屬于環白洋淀文化圈。

　　元明清時期，隨著北京成為首都，雄安地區的角色定位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作為“上谷雄郡”“畿輔屏障”的雄安地區，成為拱衛京師的橋頭堡。雄安地區三縣在明代時，都曾大規模地修筑城墻，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在其地域文化中天然形成了服務京師的大局意識。

　　融合文化 兼收并蓄

　　雄安歷史文化始終具有開放包容的胸懷，既接受內地移民亦兼采邊地少數民族的文化特點和風俗習慣

　　雄安新區處于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的結合部，少數民族與漢民族沖突和休養生息的前沿地，因此融合文化是其地域文化的主基調。

　　先秦時期，這里是“燕南趙北”之地，而原生態的燕趙文化本身就具有農耕和游牧二重文化屬性。白洋淀地區戰國時期的燕國南境文化，不僅包含趙齊等中原諸侯國的同質文化淵源，同時也夾雜某些北方戎狄部族的文化因素，同時更具有春秋以來燕國文化的本地特色。這也是自史前以來走廊文化傳統的長期延續。西漢景帝以匈奴降王徐盧封容城侯，封東胡降王盧它之為亞谷侯，說明此地是匈奴、東胡和漢族重要的共生聚集地。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各少數民族進入中原，雄安地區再次成為民族融合的重要區域。唐代此地成為抗擊契丹的前哨，曾在此設置北義州和歸義縣，以安置契丹、奚等部眾。五代石敬瑭獻燕云十六州后，致使雄安成為遼國疆域。周世宗收復河北三關后，在瓦橋關設置雄州，以鎮遏契丹。

　　宋初與遼經過多次戰爭，最終簽訂“澶淵之盟”，以拒馬河為界與遼形成對峙局面，一直持續到北宋滅亡。北宋時期，雄州除突出的軍事職能外，還有以榷場為主要特色的特殊的經濟職能。北宋在雄州設榷場，由官方辦理交易。榷場交易的物品，從宋朝輸向遼朝的有稻米、絹帛、茶葉、瓷器等。遼朝方面在榷場交流的產品為馬、羊及皮制品。雄州榷場的設立，促進了宋遼兩國的經濟交流，滿足了兩國的經濟需求，帶動了雄州經濟的發展。同時，使胡漢民族在商業交流中實現文明互鑒、共融共生，推進了民族融合。

　　金元、明清時期，大量女真、蒙古、滿、回等少數民族遷徙到雄安生活，逐步融入當地民眾之中。反映在治學方法上，著名學者都主張兼容并蓄、博采眾長。比如劉因主張讀書“無經史之分”，被譽為“博聞之儒”。孫奇逢兼采陸象山、王陽明、朱熹之說，形成“躬行實踐”“經世載物”的理學新思想。

　　雄安地區歷史上是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交界地帶，因此雄安歷史文化始終具有開放包容的胸懷，既接受內地移民亦兼采邊地少數民族的文化特點和風俗習慣。同時在學術上具有綜合百家，成一家之言的氣度和品格。正是由于雄安地域歷史文化中具有“融合文化”的因子，因此在雄安新區建設中能夠以海納百川的氣度，接受外來文化并逐漸內化為自身文化的優勢。

　　白洋淀文化 靈動優美

　　白洋淀不僅以其豐富的自然資源養育了雄安兒女，同時也孕育了別具風情的北國水鄉民俗文化

　　白洋淀首先是黃河長期作用形成的洼地積水成淀。后來的演變主要是人工修渠筑堤、引水蓄塘而成。白洋淀是由白洋淀、藻苲淀、馬棚淀、腰葫蘆淀等143個大小不等的淀泊組成，總面積366平方公里，年蓄水量達13.2億立方米，是華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古代有“北地西湖”之稱。

　　白洋淀是人工湖，更是自然原生態和民俗原生態交融的多彩湖泊。淀區盛產菱角、芡實、蓮藕、芒子、蘆葦、野鴨、河蟹。白洋淀東半部水區適合種植水稻，自古就有“魚米之鄉”“冀北江南”之稱。白洋淀風光旖旎，尤其以荷花最具特色。白洋淀造船業歷史悠久，相傳北宋時楊六郎曾在此操練水軍。金朝時，海陵王曾在此建造千艘戰艦，詩人描繪了當時的盛況：“大船辟艦容萬斛，小船飛鶻何翾翾”。清代加強了白洋淀地區的治理，使這里的航運事業達到極盛，保定到天津的水路運輸歷經二百年不衰，都促進了白洋淀造船業的發展。

　　白洋淀素有“一淀水，一淀銀，一寸蘆葦，一寸金”之譽。白洋淀蘆葦歷史悠久，早在北宋《太平寰宇記》中已有記載：“淀中有蒲柳，多葭葦”。蘆葦是白洋淀人民賴以生存的主要經濟作物，以皮白質佳素負盛名，經濟價值頗高，有“鐵桿莊稼，寸葦寸金”之說，葦子可造紙、織蓆、打箔、編簍、打簾、和制作葦制工藝品。白洋淀人賦予蘆葦藝術之魂，制作出了美輪美奐的蘆葦工藝畫。

　　抗日戰爭時期，人稱“水上飛將軍”的雁翎隊，在淀泊相連、葦壕縱橫的白洋淀上，神出鬼沒，令敵人聞風喪膽。雁翎隊在抗戰時期與敵人交戰70余次，擊斃、俘獲了日偽軍近千人，繳獲大量軍火和軍用物資，被稱為“淀上神兵”。雁翎隊還成為眾多小說、連環畫、影視劇的描繪對象，成為抗戰文藝經典中的一道亮麗風景線。雁翎隊開創了平原游擊戰的先河，豐富了我黨抗戰時期“游擊戰爭”的理論和實踐。

　　水秀人靈的白洋淀，還孕育了現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學流派——以孫犁為代表的荷花淀派文學群體。眾多革命文藝工作者，以抗日戰爭歷史為題材，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如《新兒女英雄傳》《風云初記》《荷花淀》《敵后武工隊》《野火春風斗古城》《小兵張嘎》等膾炙人口、享譽全國的文學作品。“荷花淀派”的突出特點是，用浪漫主義的筆調描寫艱苦的革命斗爭，語言清新質樸，描寫細膩真實，開創了抗日文學“詩意小說”的新境界。

　　白洋淀不僅以其豐富的自然資源養育了雄安兒女，同時也孕育了別具風情的北國水鄉民俗文化。淀區漁民無論是服飾、飲食、出行、民居、婚喪禮儀等方面均與非淀區存在明顯的差異，這種民俗原生態極具保護、利用價值。淀區的蘆葦畫、造船技藝等特色非遺技藝項目，展現了這一區域勞動人民的卓越文化創造力和匠人精神。

　　文化傳承 任重道遠

　　新區建設在文化上不能作出犧牲和讓渡。文化、文脈一旦破壞，就很難修復

　　雄安新區定位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重點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轉移。龐大的機構、人員涌入雄安新區，文化的多元化影響因素需要積極引導和融合。雄安歷史文化中的開放包容、厚重大度的文化精神無疑可以增添文化凝聚力。自然生態與民俗生態相融的獨特的白洋淀文化，又能夠給新居民增添美好的吸引力。

　　生活在雄安地區的人民祖祖輩輩以農桑、牧漁為業，形成堅忍不拔、吃苦耐勞的精神品質。以顏李學派和孫奇逢為代表的求實力行精神影響悠久，助力這里的人民腳踏實地、不尚空談。雄安新區建設需要這樣的不尚空談、務求實效、勇于進取的實干精神。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的環境，誕生不同的民俗。雄安地區農耕與游牧文明相融的北方水鄉民俗，包括村落民居、服飾、民間工藝等，對于新區規劃理念和建設城鎮與鄉村共生共榮的新型城區，都可以提供智慧，可以支持規劃建設，注重保護、傳承民俗生存環境，不僅彰顯地域特有文化，還可以催生富民惠民的特色文化產業。特別是可以依托“華北明珠”——白洋淀創建非遺主題小鎮，將有助于提升新區文化環境內涵，彰顯水城共融的生態文化特色。

　　在雄安新區建設中，必須要注重文化傳承，體現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經典建筑元素，同時結合區域文化、歷史傳承、時代要求，打造城市特色風貌。這里當然包括燕趙文化和雄安歷史文化的元素和符號以及匠心文脈。雄安新區與深圳、浦東新區不同，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這一文化傳承歷經7000年綿延不斷，脈絡清晰。燕國考古發現的諸多珍貴建筑構件，宋遼時期的建筑風格都有許多特色，可供借鑒。新區建設在文化上不能作出犧牲和讓渡。文化、文脈一旦破壞，就很難修復。

　　在雄安新區規劃建設進程中，文化建設也將有嶄新的長足發展，當然也必須貫徹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逐步形成兼容京津冀文化精神、富于時代風貌的新區文化。傳承弘揚雄安地域優秀歷史文化對于新區文化建設具有增強自信、厚植底蘊、強根固本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