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3月29日電 據英國《經濟學人》報道, 盡管半個多世紀已然過去,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的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的影響力仍然巨大。簡單說來,這位已故的經濟學家的觀點是,大的群體只有在某種特定的動機驅使下才會組織起來:很多人只是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網上的規則會有所不同嗎?
近年來,眾多的學術界人士一直在尋找答案。其中一項杰出的成果是蘭斯·班尼特(Lance Bennett)和亞歷山德拉·塞格貝里(Alexandra Segerberg)的合著作品《連接性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兩位作者認為,當人們在網上發表見解時,他們不需要擁有某個正式組織的成員身份。通過分享鏈接或發表評論,他們便參與到了政治活動中。不過,這種分散的政治能量必須要聚集起來才能發揮有效的作用,因此,戰斗口號就變得重要,例如“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我們是那99%”(We are the 99%)這一口號。
頗具影響力的著作《網絡的財富》(The Wealth of Networks)作者、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提出了類似的論點。他表示,猶如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編程志愿者開發有用的開放源碼軟件,活動分子能通過網上合作來推動他們的事業。在他看來,這種政治性“大眾生產”最好的例子是成功地停止《禁止網絡盜版法》(Stop Online Piracy Act, SOPA)和《保護知識產權法案》(PROTECT IP Act, PIPA)這兩項法案的運動。這兩項在美國飽受爭議的法案旨在增強網絡知識產權的保護。他和合作者們一起追蹤了支持該運動組織的網站,并記錄了這些網站不同階段的鏈接。他們發現,有一個網絡在不斷演變,在不同的階段由不同的人帶頭。本科勒先生說:“他們能進行分散性地操作。”他得出結論是,這類的運動成為傳統運動(如舊派媒體和政黨)之外的一種“新的力量來源”。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亨利·法雷爾(Henry Farrell)和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科斯馬·沙里茲(Cosma Shalizi)更感興趣的則是互聯網改善民主結構的實驗有多大潛力。他們在《認知民主》(Cognitive Democracy)論文中表示,當下這些實驗的發展并不充分。集體決策的實驗遍布互聯網。在開放源碼軟件和內容分享網站就可以找到最成功的案例。他們的管理結構多樣,從善意的獨裁(如Linux操作系統)到更分散的組織(如在線百科全書維基百科)。
這與奧爾森提出的基礎前提并不矛盾:即使存在共同利益,人們也不會自動進行合作。不過,互聯網使這樣的合作更加容易。在《政治動蕩》(Political Turbulence)一書中,作者認為,在網絡世界中,人們采取行動的原因不同:收入水平沒那么重要,個性更重要。例如,性格外向的人關注的是,無論他們做什么,都會受到廣泛的關注。
(編譯:孫福汝 編輯: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