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3月29日電 據英國《經濟學人》報道， 盡管半個多世紀已然過去，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的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的影響力仍然巨大。簡單說來，這位已故的經濟學家的觀點是，大的群體只有在某種特定的動機驅使下才會組織起來：很多人只是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網上的規則會有所不同嗎？

近年來，眾多的學術界人士一直在尋找答案。其中一項杰出的成果是蘭斯·班尼特（Lance Bennett）和亞歷山德拉·塞格貝里（Alexandra Segerberg）的合著作品《連接性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兩位作者認為，當人們在網上發表見解時，他們不需要擁有某個正式組織的成員身份。通過分享鏈接或發表評論，他們便參與到了政治活動中。不過，這種分散的政治能量必須要聚集起來才能發揮有效的作用，因此，戰斗口號就變得重要，例如“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我們是那99%”（We are the 99%）這一口號。

頗具影響力的著作《網絡的財富》（The Wealth of Networks）作者、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提出了類似的論點。他表示，猶如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編程志愿者開發有用的開放源碼軟件，活動分子能通過網上合作來推動他們的事業。在他看來，這種政治性“大眾生產”最好的例子是成功地停止《禁止網絡盜版法》（Stop Online Piracy Act, SOPA）和《保護知識產權法案》（PROTECT IP Act, PIPA）這兩項法案的運動。這兩項在美國飽受爭議的法案旨在增強網絡知識產權的保護。他和合作者們一起追蹤了支持該運動組織的網站，并記錄了這些網站不同階段的鏈接。他們發現，有一個網絡在不斷演變，在不同的階段由不同的人帶頭。本科勒先生說：“他們能進行分散性地操作。”他得出結論是，這類的運動成為傳統運動（如舊派媒體和政黨）之外的一種“新的力量來源”。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亨利·法雷爾（Henry Farrell）和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科斯馬·沙里茲（Cosma Shalizi）更感興趣的則是互聯網改善民主結構的實驗有多大潛力。他們在《認知民主》（Cognitive Democracy）論文中表示，當下這些實驗的發展并不充分。集體決策的實驗遍布互聯網。在開放源碼軟件和內容分享網站就可以找到最成功的案例。他們的管理結構多樣，從善意的獨裁（如Linux操作系統）到更分散的組織（如在線百科全書維基百科）。

這與奧爾森提出的基礎前提并不矛盾：即使存在共同利益，人們也不會自動進行合作。不過，互聯網使這樣的合作更加容易。在《政治動蕩》（Political Turbulence）一書中，作者認為，在網絡世界中，人們采取行動的原因不同：收入水平沒那么重要，個性更重要。例如，性格外向的人關注的是，無論他們做什么，都會受到廣泛的關注。

（編譯：孫福汝 編輯：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