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是經濟增長和包容性發展的強勁動力，它能夠刺激當下總需求，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同時它還是氣候變化議程中的關鍵要素。處理不當，基礎設施便是主要問題所在；處理得當，它則成了解決問題的上佳之策。

未來15年中，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超過90萬億美元，是現有基礎設施總價值的兩倍多。為滿足這一需求，年投資總額要增加兩倍多，即從2.5~3萬億美元增加到6萬億美元以上。由于增長需求、快速城市化以及大量基礎設施積壓等原因，該投資的75%左右將流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等收入國家.

毫無疑問，縮小基礎設施差距極具挑戰性。但同時，這也是為未來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持的良機。

目前，全世界超過80%的一次能源供應以及三分之二以上的電力均源于化石燃料。全球約60%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基礎設施。若沿用舊有方式進行新基礎設施建設，那么世界終將會陷入污染型、資源密集型及不可持續發展的泥潭。

但若是轉而使用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續的基礎設施，結果便會截然不同，溫室氣體排放將會減少，各國對氣候變化的恢復力也將增強。如果制定投資計劃時能考慮到氣候風險，那么最佳的結果是，各個城市將會利用可再生能源，選擇更為清潔的出行方式，應用高效的供水系統，城市更加智能，更具恢復力。

所幸如今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意愿前所未有的高漲。2015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巴黎舉行，會上各國領導人就建設更加可持續發展的未來達成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定。協定中提出，要轉變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制定、投資及實施方式，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議程制定只是第一步。大規模發展可持續的基礎設施離不開公共政策的有力領導和負責任的私營企業家精神。

政策制定者們必須闡釋清楚可持續基礎設施投資的全部戰略，并將其嵌入可持續發展的全面框架之中。就此而言，20國集團可以擔任領航者。只有制定整體戰略，才能充分具備政策一致性，使得各個政策效力最大化，并為履行其責任的私營企業樹立信心。

準確來講，這些戰略的必要因素是什么呢？具體政策行動和優先事宜必須依照各國國情而定，而可持續基礎設施計劃的主要因素大致可歸納為四個“I”，即：投資（investment），激勵（incentives），制度（institutions），創新（innovation）。

首先，決策者要確保總投資額有顯著增加。這需要扭轉過去幾十年來公共投資極為消極的趨勢。各國政府必須顯著增加用于可持續基礎設施的資金。

然而，由于許多國家有著嚴格的財政限制，僅就公共投資而言便已不足；超過一半的總資金需求仍需由私營企業填補。努力降低政策風險和企業運營成本能夠有效激勵私營企業大幅增加投資。

為保證新投資專用于可持續基礎設施，決策者還須調整市場激勵機制。取消化石燃料補貼，實行碳定價尤為重要。當前油價走低，正是各國實施此類改革的絕佳時機。包括水利在內的其他行業中也應實行價格改革。通過制定合理的價格，進行監管改革，修正畸形的激勵機制，政府可使市場為公共政策的目標提供支持。

但是僅增加投資還遠遠不夠。投資的可行性、質量和影響需要強健的制度保障。為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制定有力的項目計劃和制度框架十分重要。可持續基礎設施總投資中，約有70%投資在城市地區，因此必須密切關注市政體系和城市財政能力。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多邊開發銀行是其增強財政能力，促進融資的關鍵要素。

最后，第四個“I”，即創新一方面，要發展既低碳又能抵御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越發有效的方式就是進行技術革新。因此，對于研發，尤其是對于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研發投資同樣須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捕捉新技術的潛能離不開財政和金融創新。具體來說，創造性地運用財政空間能夠為可持續基礎設施調動更多資金。碳排放稅將使政府獲得大量稅收收益（并且改善稅收結構），從而增加財政空間。

同時，新的金融工具以及發展資本的明智利用有助于籌措更多私人資金，并降低成本。將基礎設施作為一種資產類別能夠為其吸引更多投資。目前全球由銀行和金融機構投資者管理的資產超過120萬億美元，而基礎設施只占其中的5%。

基礎設施投資和氣候行動是當務之急。只要方法得當，兩目標便可一同達成，營造出一個更為繁榮且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關于作者：

齊亞·庫雷西(Zia Qureshi),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非入駐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發展經濟研究所前主任。

 

（編譯：沈翼飛 編輯：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