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之一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圖片來源：路透社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已經過去7年，2015年，世界經濟依舊蹣跚而行。聯合國《2016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16）報告顯示，自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平均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了54%以上。據估計，發達國家中，失業人口約有4400萬，比2007年增加了1200萬，同時通貨膨脹也達到危機后的最低點。

更令人擔憂的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也變得更加反復無常。這一現狀著實令人吃驚，因為發達國家資本賬戶全面開放，它們本該是資本自由流動和全球風險分擔背景下的受益者，也就是說出現宏觀經濟波動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包括失業補貼在內的社會轉型，也本該可以穩定家庭消費。

但是，金融危機之后，世界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紛紛采取財政緊縮和量化寬松政策，這幾乎沒有促進家庭消費、投資和增長，反而使得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與其原有目標背道相馳。

在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沒能促進消費和投資的增長，部分原因是大多數額外流動資金都以超額準備金的形式存放在央行的金庫之中。按照《2006年金融服務監管救濟法》（The Financial Services Regulatory Relief Act of 2006）的規定，美聯儲需要向法定準備金及超額準備金支付利息，這讓量化寬松政策的主要目標大打折扣。

實際上，在美國金融部門處于崩潰邊緣之時，《2008年經濟穩定緊急法案》（the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出臺，宣布將準備金付息的生效期延長三年至2008年10月1日。這樣一來，美聯儲持有的超額準備金迅速增加，2000年至2008年間，美聯儲平均持有2000億美元超額準備金，而在2009年到2015年間，這一數字已飆升至1.6萬億美元。金融機構選擇把錢交給美聯儲，而不是借貸給實體經濟，在過去的5年里，金融機構已經以此方式賺了近300億美元，而且完全沒有風險。

這實際上是美聯儲對金融部門慷慨大方的補貼，而且這種補貼還是秘而不宣的。上月，美聯儲上調利率，今年這種補貼將增加130億美元。

許多低利率的預期利好并未轉化成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只能用“反向激勵”解釋了。鑒于量化寬松政策試圖保持約7年的近零利率，這本該刺激發達國家政府借貸并投資于基礎設施、教育和社會事業。金融危機之后，不斷深化社會轉型本該能夠提高總需求，擺脫現有消費模式。

此外，聯合國的報告中清楚顯示，在發達國家，私人投資增長尤為緩慢，與預期不符。前20個最大發達經濟體中，17個經濟體金融危機后的投資增速仍低于危機前的水平；5個經濟體在2010年至2015年投資減少。

與此同時，本該進行固定資產投資的非金融公司卻在全球范圍內大舉發行債務證券。這一現象與其他證據吻合，表明許多非金融機構利用了低利率去借款。但是，它們并沒有用借來的錢進行投資，而是用于購買自己公司的股票或其他金融資產。因此，量化寬松政策刺激了杠桿資金，公司市值和金融業的盈利順勢激增。

然而，這些都無益于實體經濟發展。顯然，保持近零利率并不一定會實現更高水平的信貸或投資。當銀行被賦予自由選擇權時，它們會選擇無風險利潤甚至金融投機，而不是放貸以支持更宏觀的經濟增長目標。

相比之下，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發展中國家發放低息貸款時，會限制貸款的用途。為了取得理想效果，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的同時，官方不僅應該努力修復受損的貸款渠道（尤其是針對中小企業的），而且還要明確銀行的貸款對象。美聯儲應該處罰持有超額準備金的銀行，而非積極促使它們不去放貸。

超低利率在發達國家的收益甚少，還給發展中和新興市場國家帶來了沉重代價。銀根放松帶來了計劃之外卻也并非出乎意料的后果，即跨境資本流動大幅上升。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從2008年的200億美元增至2010年的6000多億美元。

彼時，許多新興市場處理突然涌入的資金流時十分棘手。資金的很小一部分被用于固定資產投資。事實上，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增長在危機過后已經放緩。今年，發展中國家總體有望實現自2006年來的首次資本凈流出，共計6150億美元。

貨幣政策和金融領域都沒能各司其職。大量的流動資產比例不均地被用于創造金融財富和吹起資產泡沫，實體經濟并沒有得到強化。盡管全球股價大幅下跌，市場資本總額在世界GDP中的比重仍然居高不下。下一場金融危機到來的風險不可忽視。

其他一些政策能夠為恢復可持續和包容性經濟增長帶來希望。這些政策可以從改寫市場經濟規則入手，確保更大程度的公平，更長遠的思考方式并用行之有效的法規和適當的激勵結構來控制金融市場。

但是加大對基礎設施、教育和科技的公共投資同樣不可或缺。至少這些領域的部分資金應該來源于征收環境稅，包括二氧化碳稅以及對市場上普遍的壟斷產品和租金收入征稅——它們是造成不平等和經濟增長緩慢的重要原因。

作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glitz）、哈米德·拉希德（Hamid Rashid）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中國日報網觀點。

（編譯：周穎 編輯：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