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參與亞投行組建工作的人士透露，過去幾周中國的談判代表向美國在歐洲的一些最堅定的盟友表達了中國放棄否決權的立場。（創意配圖來源：東方IC）

中國日報網3月24日電（信蓮）據美國《華爾街日報》3月24日報道，中國主動提出放棄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簡稱：亞投行)中的否決權。在美國對亞投行表示擔憂的情況下，這一提議吸引了主要歐洲國家加入這家由中國主導的開發銀行。

據參與亞投行組建工作的人士透露，過去幾周中國的談判代表向美國在歐洲的一些最堅定的盟友表達了中國放棄否決權的立場。

據這些人士透露，這項提議對于促使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打破與美國的一致立場并申請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起到了關鍵作用。

中國政府提出沒有單個國家能夠支配亞投行決策權的提議，這一點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長期以來的做法大相徑庭。美國在這兩個機構中的投票權均不足20%，但一些重大決策卻受到美國的支配，這種組織結構多年來一直受其他國家詬病。

中國國內和國際官員都表示，迄今為止中國在亞投行事務上的進展標志著該國在世界舞臺上的一場罕見勝利；中國政府的精心籌劃使得亞投行對二戰以來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形成了一場更嚴峻的挑戰。

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經濟學家、IMF前中國業務主管普拉薩德(Eswar Prasad)稱，中國放長線釣大魚的做法效果很好。他表示，中國一點也不著急，因為中國知道其他國家會加入進來。

美國財政部官員對中國放棄否決權承諾的影響不予置評。

除了放棄否決權外，中國政府還在力爭消除美國和其他國家對于亞投行透明度和治理的擔憂。

負責亞投行籌建事務的中國官員金立群一直在華盛頓招募退休的世界銀行職員，以幫助中國解決治理問題并在西方國家中建立亞投行的信用。金立群招募的首批人員中就有前世界銀行律師利希滕施泰因(Natalie Lichtenstein)，后者對她在亞投行的職務不予置評。

有關亞投行運營方式和董事會架構的談判仍在進行。參與相關討論的人士稱，即便沒有否決權，中國也可能在重大決定上占據上風。這或許加重美國、印度等國的擔憂，即亞投行最終將成為中國的外交政策工具。

不過，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周末表示，截至本月底，亞投行創始成員國將超過35個。據幾位參與亞投行籌備事宜的中國官員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韓國和澳大利亞預計也將在本月底之前加入亞投行。

與此同時，據中國和西方國家官員表示，亞投行有望實現其1,000億美元的注冊資本目標，這一目標高于最初宣布的由中國出資的500億美元。

由于奧巴馬政府在由中國牽頭的亞投行中幾乎沒有影響力，現在他們提議亞投行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由美國政府支持的金融機構開展聯合項目，而上述金融機構采用經美國批準的規定。

與此同時，日本官員稱，日本對立即加入亞投行持謹慎立場，但并沒有排除加入亞投行的可能性。

中國放棄否決權的決定凸現出中國領導人為試圖讓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影響力所下的賭注。據中國和西方官員稱，正如過去六十年美國通過世界銀行和IMF對遠離美國的地區施加了影響，中國政府也可能通過亞投行做同樣的事。

習近平在2013年底提議籌建一家新銀行為亞洲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該地區基建項目的資金需求遠遠超過IMF、世界銀行以及亞洲開發銀行所提供的金額。中國政府估計，從現在起到2020年，亞洲每年基建開支的需求約為7,300億美元。

但過去一年美國一直敦促其盟友不要加入亞投行，稱該行將成為中國的外交政策工具，如果沒有得當的治理規定，該行將助長借款國的債務規模和腐敗現象。

據中國和西方官員表示，通過說服美國的盟友，使其相信中國有誠意使亞投行達到全球開發性銀行標準，并且會給西方企業創造參與新基建項目的機會，從而使美國的反對立場站不住腳。

金立群周日在出席國際政商領導人活動時表示，中國不會欺負其他成員，而是會與他們合作，以求在所有決定上達成共識。他說，中國不會以老大自居，中國的第一大股東地位不是特權，而是責任和擔當。

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向IMF增資的提議一直未能獲得國會批準，這導致IMF投票權機制無法修改，而只有進行修改，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才能獲得更多決策話語權。發展專家表示，美國在向IMF增資問題上缺乏進展，這為中國給亞投行招募成員打開了窗口。

前奧巴馬政府財政官員、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學者杜魯門(Ted Truman)表示，美國這次徹底搞砸了。

據參與和中國磋商的人士稱，不設否決權的治理架構給北京幫了大忙。有人批評中國會將亞投行作為自留地，用來為國內深受房地產低迷困擾的企業提供建設合同，這項治理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批評人士的嘴。

美國前財政部駐北京代表杜大偉(David Dollar)稱，鼓勵其他主要經濟體加入是很聰明的策略。杜大偉目前是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一名學者。

下一輪首席談判代表正式會談將于本月底在哈薩克斯坦舉行。中國政府希望在6月底之前制定協議條款（即亞投行基本治理規則），并在今年年底讓亞投行開始運行。

一個有待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亞投行的投票權如何在創始成員中分配。方案之一是該行的大約27個亞洲成員擁有75%的投票權，其中每個亞洲成員的投票權或取決于其國內生產總值(GDP)規模。前述人士稱，非亞洲成員將擁有其余25%的投票權。

其中一個人說，若按GDP規模分配投票權，那么中國可能會輕而易舉地獲得多數投票權。

另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如何安排亞投行董事會架構。在世界銀行和IMF，各成員有常駐董事代表，這些董事積極參與相關事務，對新項目、計劃和政策進行投票表決。這些董事對管理層形成制約。參與相關討論的人士稱，美國就一直敦促中國在亞投行董事會方面采取與世界銀行及IMF同樣的結構，但北京對此表示拒絕。中國希望亞投行的管理層有更加強大的地位。

上述前美國財政部官員杜魯門稱，他能夠理解為什么美國等發達國家在亞投行的問題上更希望設立常駐董事會，因為美國等國家不信任可能組建的管理層。

其他發展問題專家則表示，設立常駐董事會不合時宜，并且會延緩決策速度。前奧巴馬政府財政部官員、現華盛頓智庫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研究員莫里斯(Scott Morris)稱，世界銀行正開始對該行的管理結構進行一次根本性的評估。

他在電郵中回復稱，說亞投行應當達到“最高標準”或采取“最佳做法”有點像一句空口號。

（編輯：涂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