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10月29日電 (遠達)美國媒體稱對于大型科技公司而言,如今的德國并不是個好地方。
《紐約時報》十月發表了德國《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的評論版編輯安娜·紹爾布賴(Anna Sauerbrey)撰寫的文章稱,如今,德國擁有很多名號:清潔技術的領軍者、制造業的引擎,以及歐洲的外交政策中心。然而,人們似乎越來越多地對它有了另一種成見——一個勒德派之國。
說實話,對于大型科技公司而言,如今的德國并不是個好地方。即將就任歐盟負責數字經濟與社會的委員的德國官員京特·H·厄廷格(Günther H. Oettinger)攻擊谷歌在歐洲的影響過大,還表示希望能“削弱”谷歌的市場支配力。在柏林,副總理兼經濟部長西格瑪爾·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正在調查,德國是否能把谷歌列為國家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將其納入嚴格的國家監管的范疇。
在咖啡館或啤酒屋提到谷歌時,德國人往往會用上負面詞匯。人們經常稱之為“章魚”。即便是像斯普林格(Springer)——德國最大的出版社——首席執行官瑪蒂亞斯·德普夫納(Mathias D?pfner)這種在國際商界地位顯赫的人物,都說他“害怕谷歌”。
事實上,德國人并不害怕科技。德國人也不討厭美國。正好相反:蘋果每有新品發布,德國媒體就會為之瘋狂,德國人則會在蘋果旗艦店門前排起長隊。大多數德國人每天都會使用谷歌服務和Facebook,可以駕輕就熟地搜索詞匯或者回應加為好友的請求。
在德國政界,“硅谷”是一個神奇的字眼,一個柏林向往成為的地方。德國的議員和商界領袖希望自己看起來非常酷、或者想尋找靈感的時候,也會前往硅谷。在為一本關于硅谷的新書進行推介發言時,加布里爾的目光中流露出無限的向往。他告訴觀眾,90年代末他第一次去硅谷時,漫步在帕洛阿爾托的街道上,四處尋找惠普起家的那間車庫,覺得空氣中彌漫著創新的魔力。
這是怎么了?德國怎么會對科技,對科技公司,既愛又怕呢?要理解這一點,關鍵是要看到在表象之外,它們所代表的企業模式。
這個沖突的真正根源,在于這些正在歐洲市場上掀起風暴的硅谷企業——之前是初創公司,現在是巨頭——與生俱來的經濟文化。要創辦和發展這樣的硅谷科技企業,需要有一種特定的自由意志主義牛仔心態,把障礙和規則拋諸腦后。
硅谷既不害怕罰款,也不怕政治譴責。它投入了大筆費用,在布魯塞爾和柏林游說,但是它發現民主政治進程過于緩慢,于是便在同時按自己的規則辦事。
正是這種無政府主義,讓德國人變得這么神經質。一方面,德國人樂意變得更像硅谷科技企業那樣:更無所顧忌、更積極進取。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的力量,也讓德國人(和其他很多歐洲國家的人)不寒而栗。德國當然會這樣,因為這挑戰了德國人對國家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德國選民和消費者對政府的信任,永遠甚于對任何私人企業的信念,無論這家公司多么堅定地聲稱自己具有善意。對于重要的國家機構——聯邦議院、法院和警察——德國人的信任度往往遠高于美國人。
主要黨派,無論左右,都不會呼吁縮減政府的規模;唯一主張這么做的黨派是自由民主黨,它弱小到無法在聯邦眾議院獲得哪怕一個席位,連要在州級選舉中出線都不容易。世道艱難的時候,美國人對國家的信任往往會下降,而德國人的這種信任卻會增加。當有問題出現,德國人就會指望“祖國父親”保護他們。
像硅谷公司帶來的那些“顛覆性”商業模式的挑戰,也屬于這種情況。事實上,像加布里爾這樣的政界人士——他曾說過:“我們必須馴服硅谷資本主義”——德國之所以跟硅谷高科技公司過不去,原因就在于,這樣做鐵定可以幫他們贏得選票。即使是那些一般會支持放松監管的政界人士,比如厄廷格,也知道指責高科技公司是個聰明點子。
硅谷公司想在德國取得成功,就需要遵從德國和歐洲市場的特殊性。德國熱愛科技,但德國人希望科技公司以德國青睞的方式來提供科技服務。在德國,牛仔只應存在于電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