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西方預測中國GDP將成為世界第一，這種捧殺是否類似當年我們鄰國日本的遭遇，從世界第二的位置跌落到收獲失落的十年？一方面，中國官方宣傳對于世界第一的封號可謂“謙讓”；另一方面，對于中國第一的稱號，按照來自“西方”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樂觀的估計，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最快今年中國經濟總量就會超過美國。

中國第一的情結大眾不會陌生，甚至《西方將主宰多久》引發的議論升溫也可以作為小小注腳：此書的中文版被中信出版社引入三年之后，近期才開始被公眾廣泛關注，從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到曾經的風云人物李錄，對這本書都有引用和推薦，背后的動力學多少與復興的民族情結有關。從經濟角度看，我認為中國晚近以來的經濟狀況并不算退步，只是相對落后，當西歐通過工業革命以及制度變革步入工業時代之際，中國延續以往路徑，仍舊陷于傳統農業增長路徑的馬爾薩斯陷阱。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西方將主宰多久》的數據，也就是莫里斯設立的以能量獲取、社會組織、戰爭能力、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社會發展指數，西方的核心區域一直在變化，從兩河流域到地中海再到西歐美國，而東方的核心區域則除了1900年是日本之外，大部分情況是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以社會發展指數衡量，中國曾經在公元500后曾經領先西方超過1000年，他認為“西方領先”既不是長期注定也不是短期偶然。這種將中國放入世界之中的比較，一方面可以使得國人拋棄中國中心的執著，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印證之中再度定位，重建自信。　　

回顧歷史是為了關照現實，套用那句名言“笨蛋，重要的是經濟”，但只有真正的笨蛋才相信重要的只是經濟。經濟實力的上升往往帶來影響力的提升(雖然二者往往并非同步)，最近三十年的中國經濟增長不可避免使得國人尋求經濟之外的存在感。但放在歷史比較之中，或許更能明了中國經濟奇跡或者中國模式的本質為何。從數據來看，中國經濟停滯使得直到1980年的中國人均收入，只是略好于小說《悲慘世界》中所展示狀況。正是在這樣基礎之上，改革開放釋放的制度紅利，使得人口紅利可以在市場經濟之下得以發揮，令三十年的高速增長成為可能，“后發優勢”能夠發揮作用的前提正在于起點過低。

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這也注定理性人很難不關注短期。今年宏觀經濟情況仍舊復雜，“7.5%左右”目標并不輕松，但經濟政策風向卻有一些微妙改變，種種跡象顯示中國經濟將進入中速增長開始獲得更多共識，官方也不再追求“保八”，而中國今年不止一次提及“新常態”表述——新常態(New Normal)原本來自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在2008金融危機之后創出的新名詞，普遍表示宏觀經濟從繁榮—衰退周期到正常的恢復過程。外界對中國的經濟表態有頗多解讀，但定義顯然也在明確之中，中國新常態的背后對應昔日超常增長告一段落。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近期中國超過70個中國較小縣(市)不再把GDP作為考核政府官員的一項標準，以便將主要精力轉向環境保護及減少貧困。

時代在變，人們的訴求也變化，比如復雜的社會生活水準衡量，是否應該以一個簡單指標衡量？GDP爭議不僅存在于中國，也是一個世界話題。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戴維·皮林近期專欄中梳理了GDP的變遷以及缺點，最終結論還是我們可能仍擺脫不了GDP。數字很簡單明了，但數字也只是數字，當經濟增長日益與民眾生活幸福感受背離之際，官方也在逐漸改善甚至放棄以往的GDP考核模式。雖然單純放棄某一個考核指標并不會立即改變中國政治、經濟的運行機制，但這仍舊是往正確方向邁出的有意義一步。伴隨著中國經濟的轉型，越來越多人放棄GDP崇拜，尤其是年輕一代的80后與90后對于發展理解顯然與父輩不同，也更為深化多元。對于面臨多重轉型的中國當下，問題還在于，如果沒有GDP高速增長作為政治合法性的背書，那么還能提供什么呢?站在二十一世紀的文明新紀元，“落后就要挨打”的敘事方式正在被重構——值得一提的是，即使無論鴉片戰爭還是甲午戰爭，當時清朝GDP總量都高于對手，結果卻是近代屈辱的開始。

中國為什么要當第一？一方面相信中國會按照北京表示的那樣以和平方式崛起，另一方面，西方的焦慮來自于如果中國主宰世界，關于那個“新”世界的規則以及信息卻不明確。向前看是為了向后看，也許我們有生之年，可能很難看到中國人均GDP成為世界第一，但是這并不影響中國民眾享受更穩定的經濟福利、更穩定的法治環境，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本身就意味著對于經濟低增長的高容忍度，而東西文明最終的關系，或許是共生互補，而非你死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