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優則仕”，這一傳統的官本位思想在當今中國可謂是日久彌新。翻閱歷年公務員招考情況，可以發現，自1993年中國公務員制度正式確立的二十年以來，國考報名人數從起初的4400人增長到如今的152萬人，增加了300愈倍，增量之多令人吃驚。特別是自2009年以來，每年報考人數均超過百萬，而與之相對，錄取比例屢創新低，近幾年穩定在60：1左右，最熱崗位競爭比竟然高達7192：1，真可謂萬里挑一的中國第一大考。

眾人趨之若鶩想必自有原因，在筆者看來，近幾年國考報考人數激增，百萬人爭過獨木橋是同期經濟社會的一個縮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幾年國進民退、公務員隱形福利高于常人、政府權利之手不斷擴大等社會現實。例如，僅從福利待遇來看，公務員在養老、醫療、住房、戶籍等方面一直享有隱形福利，令人羨慕。

另外，近幾年政府與國企對經濟的干預能力進一步增加，導致部分行業出現國進民退的現象。2013中國企業500強中國企業中，國企及國企控股企業占比有三分之二，且排位靠前。前10位全被國企占據，集中在能源、銀行、通信等壟斷領域。而與之相對，民營企業面臨較多經營困境，融資難、融資貴的老問題仍然存在。

當然，上述現象與市場化方向與經濟的發展不相符，在筆者看來，是不會長久持續的。由于三中全會傳達出發揮市場化決定性作用以及推動多方改革的決心，并且本屆政府在下放審批權、打擊腐敗、提倡節儉、財產公示等方面已經取得顯著進展。甚至有調侃稱，目前是“官不聊生”，預計瘋狂“逐官”的現象或在未來幾年有所緩解。

與此同時，上述舉措也有望成為歷史的重要轉折點，即類似于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官員下海從商一樣，或將引發新一輪“官員下海潮”。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在改革開放35年的進程中，“官員下海”現象往往與市場作用的強化聯系緊密。上世紀80年代，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大量計劃體制內的官員紛紛下海經商，出現第一輪“官員下海”潮。

而上世紀90年代鄧小平視察南方加快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民營企業政治地位提高為新一官員下海創造條件。此外，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政府機構改革與人員精簡力度空前，再次誘發了第三輪官員下海現象的出現。

在筆者看來，此次三中全會改革如能有效推進，也有望加速這一拐點的到來。原因如下：

首先，三中全會在理念方面將市場的作用空前強化，首次表述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相比于此前“基礎性”作用是個重大進步。非公有制經濟方面，首次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將非公有經濟與公有制經濟放在一起強調也是首次，強化了非公有經濟的地位。

其次，國企改革同樣超出預期，未來國企改革將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并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這一讓渡更多經營權以換取經營效率的“淡馬錫模式”如能切實推進，將減少未來政府對企業行為的干預，引發國有企業整合潮，出現更多的投資機會。

再有，本屆政府上任后的一系列反腐倡廉舉措提高了腐敗成本。包括“習八條”提倡厲行勤儉節約，廉潔從政，對奢侈消費與腐敗現象有一定的打擊，今年以來餐飲消費從以往的兩位數增長回落至個位數便是佐證。網絡反腐、實名舉報、財產公示等措施加大了反腐的透明性，根據中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的數據，截至今年10月底，各地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共計17380起，處理19896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4675人。

最后，三中全會強調破除“官本位”觀念，推進干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如能切實落實，也將有利于人員的雙向流動。而一旦諸多高學歷、視野開闊的技術性官員能夠投入市場經濟，也是個利好。從以往經驗來看，當前諸多活躍的民營企業家如萬通地產(600246,股吧)馮侖、SOHU中國潘石屹、泰康人壽陳東升等等都曾有過政府背景。

因此，三中全會帶來了官員下海潮也有助于催生一批優秀的企業家，而這將改變國進民退的局面，支持更多的民營企業做大做強，為實體經濟注入活力。

本文作者沈建光博士為瑞穗證劵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