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幾天的中國行，羅伯特·默頓（Robert C.Merton）成了炙手可熱的明星。

在上海靜安香格里拉酒店的貴賓室外，十幾個人圍著一扇窄窄的門，一位券商人士焦急地等待著默頓的出現，他毫不掩飾自己是這位“天才”的粉絲。隔壁的大會議室里，上百號金融人士正在等著默頓做一場關于“研究宏觀金融風險的新方法”的演講。

默頓因199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聲名鵲起。他與費希爾·布萊克（Fischer Black）和邁倫·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共同發明了金融期權數學模型，也就是經典的Black-Scholes-Merton 模型。

“金融工具的意義就是幫助政策制定者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盡管問題本身不能代表政策方案。我希望能發現問題，尤其是那些同政策影響、投資、風險有關聯的問題。”默頓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默頓把金融比作軟件，科技比作硬件，他認為，與硬件比起來，軟件才是靈魂核心。

默頓目前是美國哈佛商學院教授，他說自己不經常來中國，但每次來都是行程緊促。就在此前的兩天時間里，默頓還出現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沙龍活動中和中歐商學院的講臺上，每一場都座無虛席，足見這位天才的吸引力。

師從薩繆爾森

說默頓是個天才并不過分。他出生于書香門第，父親羅伯特·K.默頓（Robert K.Merton）是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的社會學家，也是科學社會學的奠基人和結構功能主義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但小默頓并未追隨父親，他從小熱愛數學，對金融市場和交易有極大的興趣。11歲時他就買了人生中第一只股票——通用汽車，并從中獲利，十幾歲就進出于經紀公司。

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工程數學學士時，默頓更喜歡偏微分方程和其他高深的數學理論，對金融市場的熱情也漸漸升溫。他早上6：30就去一個經紀公司進行股票和場外期權的交易，直到8：30再去學校，在那里他形成了對金融市場交易過程的直覺。

1966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后，默頓希望把他杰出的數學分析技能與對經濟學的興趣結合起來，于是開始申請經濟學碩士。當很多大學經濟系將默頓拒之門外時，麻省理工學院“貿然”地接受了這個野心勃勃但卻沒有經濟學背景的學生。在這里，默頓師從保羅·薩繆爾森，并幸運地成為了他的助理研究員。兩人發現彼此都對用數學方法解決時間和不確定性問題很感興趣，于是開始合作研究投資組合、認股證定價等問題，并合作發表了多篇有影響力的論文。

1969年10月，默頓和薩繆爾森合作研究的論文《使效用最大化的完整的認股權定價模型》發表。之后，默頓很快將課題做了延伸：不確定情況下效用與資產組合選擇的關系。開始了對期權定價模型的進一步研究。這個理論的基本思想是：對于資產組合的投資，通常是高風險伴隨著高收益。但人們可以通過引入期權概念，在追求高收益的同時限制損失。

默頓在1973年提出了多時間段資本資產定價模型，這個模型明確提出投資者在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中，如何實現最佳投資組合的問題。這為現代金融理論做出了巨大貢獻，指明了金融學術界的研究方向，也促成他后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薩繆爾森甚至稱他這位高徒是現代金融學的牛頓。

默頓先生著述甚豐，專著《連續時間金融學》現在幾乎是美國所有金融學博士必讀的經典教科書。他與茲維·博迪（Zvi Bodie）合著的《金融學》一書是當今世界頂級商學院的必讀教材。

默頓馬上要度過70歲的生日，但他依然精力旺盛。目前他將很多精力放在研究養老金問題上，他希望能夠解決這個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以至于他并不關心自己個人的投資，笑稱個人投資非常簡單。

“我的一生都投身于金融，我的學術研究也專注于金融。研究工作占用了我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所以我沒有很多時間來管理自己的投資，也沒有有效地利用我的專長來做個人投資。如果我把時間用在幫助各個機構更好地投資，用在開發能幫助數百萬人的更好的產品上，這無論是對我個人還是對全社會而言，比把時間花在管理我個人的投資上要更好。”默頓說道。

“我想他正在做一些能再次改變這個世界的事情。”一位默頓的崇拜者這樣說道。

不一定非要用對沖策略

如果說人們崇拜默頓源自他的學術造詣，那么人們熟知默頓則是因為他創造了一個神話，卻最終走向破滅。

1994年，默頓聯合九個天才人物創立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簡稱LTCM），這家公司將金融市場的歷史資料、相關理論學術報告及研究資料和市場信息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通過計算機進行大量數據的處理，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的電腦數學自動投資系統模型，建立起龐大的債券及衍生產品的投資組合，進行投資套利活動。

長期資本的交易策略是“市場中性套利”，即買入被低估的有價證券，賣出被高估的有價證券，也就是把二十年前創建的Black-Scholes-Merton模型在實踐中運用。憑借這個優勢，長期資本創建以后一直保持驕人的業績。但是數據統計過程中，總有一些概率很小的事件常常被忽略掉，從而埋下隱患。

1998年，小概率事件發生了。金融危機降臨亞洲金融市場，長期資本模型認為發展中國家債券和美國政府債券之間利率相差過大，預測的結果是發展中國家債券利率將逐漸恢復穩定，二者之間差距會縮小。但由于國際石油價格下滑，俄羅斯國內經濟不斷惡化，俄政府宣布盧布貶值，停止國債交易，投資者紛紛從發展中市場退出，轉而持有美國、德國等風險小、質量高的債券品種。長期資本做錯了方向，到了破產的邊緣。9月23日，美林、摩根出資收購接管了長期資本。

談及這段歷史，默頓顯得很淡然：“一時非常成功，但之后因為種種原因破產清算。這家公司未用政府資金，也不受政府擔保。如果你冒風險，那么就要有承擔責任的意識。”

然而，一次失誤并不能抹殺一個天才的全部。人們常說天才總有瘋狂的一面，或許默頓的瘋狂就在于他對一個完美理論的追求。

正是有這段非凡的實踐經歷，默頓對于對沖基金的認識便尤為深刻。他告訴記者，對沖基金并不是非用不可的，有些投資組合就是用其他策略。在判斷對沖基金應該在投資組合中扮演的角色時，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恰當衡量風險。

“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弄清楚基金里有什么，確保使用正確的工具，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衡量風險的工具，但可惜這一點常被忽略。”默頓表示。

默頓一直以來也在研究養老金問題，他認為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也是一個浩大的工程。“要解決養老金問題，結合金融創新、現代科技必不可少，而且要強調是經市場檢驗有效的技術創新。”

默頓曾提出消費指數化公共養老金計劃理論，其核心思想是結合個人自身的年齡、稟賦、現實收入狀況、未來收入預期、物價水平等因素，在對自己一生消費進行綜合考量后做出最優消費決策。繳費通過指數化的形式擬合為消費額的一個比例，退休時按照當年社會平均消費水平的一定比例向其支付退休金。

他建議，中國可以實行區別化的養老計劃。對于極端貧困人口采取不同計劃。養老計劃應該根據個體情況不同量身打造，而不是一刀切。

“若能提高退休人口生活水平，這也不失為一種促進GDP增長的良策。盡管任務艱巨，但中國一定可以做到。”默頓說道。

不應將金融與實體經濟對立

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曾說，這些年來最有用的金融創新就是ATM（自動取款機）的發明。默頓對這一說法似乎耿耿于懷，“那么我就要用利率互換來反駁它。”

默頓說，利率互換使全球銀行規避了嚴重利率風險。銀行可能面對的最大風險就是利率風險。因為存款者希望獲得短期利率，而借款人則希望獲得固定利率，兩方預期不符，因此一旦利率上漲，銀行必定將承受風險。默頓認為，實現利率市場化后，商業銀行面臨更大的利率風險，而通過利率互換交易可以有效地對沖商業銀行固定利率貸款的利率風險，從而實現高效避險功能。

利率互換是世界上最大的衍生品，價值500萬億美元。不過默頓也承認，在整個危機中，利率互換都被頻繁使用，還包括貨幣互換、期貨等。盡管金融衍生產品存在誤用、濫用，但包括監管者在內的眾多人都要為之負責。

“如果是消滅惡人，只要在人群中將其識別并抓住他送進監獄就行了，但金融危機并不是這么簡單的，多方因素都相互關聯。監管者和經理人有時也不清楚其監管的對象，但我們應該從經驗中吸取教訓，從而在未來加以完善。”默頓說。

默頓風趣地說：“當下次還有人說‘自從銀行業發明ATM機以來，就再也沒出現過什么有價值的金融創新’，你就用利率互換反駁他，問問那人利率互換到底有沒有對銀行業的風險管理產生影響。”

對于危機后人們將金融與實體經濟對立起來，默頓強調，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默頓說：“科技發展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但是如果科技沒有載體，便無法將其影響廣泛鋪開。只有通過金融發展，才能將這些科技落到實處，從而影響實體經濟發展。”

默頓認為，科技發展有形可見，如手機、電腦等，為人們生活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與變革。而金融發展相較之下是無形的。但少了它，任何經濟體都不能運作。一旦金融運作不佳，則會對經濟體有致命打擊。正如過去幾年，一些國家金融系統出了問題，付出了沉重代價。

中國金融業由于發展程度及監管理念的原因，對于金融衍生品的創新持極為謹慎的態度。默頓也提出告誡，引進新事物時，必須要小心謹慎，必須得對它有充分了解，否則會有很多麻煩。不過他也強調，中國別無他法，必須引進衍生品，否則永遠無法享受它的好處。

談到金融創新對中國未來的影響時，默頓表示，中國的金融創新經過20年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他強調，完善金融體系對中國非常關鍵，中國需鼓勵競爭，注重金融創新。

“中國要加入世界各國競爭的行列，以競爭推動發展。”默頓說，中國要在世界舞臺上崛起，就必須確保金融系統健康有效。創造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要花很長的時間，在其過程中要結合運用最新的金融技術。

對話默頓：中國必須引進衍生品

記者：中國對沖基金剛剛起步，你如何看待傳統資產和對沖基金在運用中的差異？

默頓：對沖基金是金融系統的一部分，在投資組合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它們需要額外的一套分析工具來分析風險和績效。對于傳統資產種類如公募，各個投資機構已經開發出非常完備的績效和風險衡量工具，但其他資產種類如對沖基金、私募等則需要開發更加豐富的衡量工具。這樣的工具是存在的，是可以開發出來的。不過使用這些工具也就意味著需要附加的量化技術來衡量風險和績效，這樣才可以對整個包括傳統和新的資產種類的投資組合有一個整體的概念。這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掌握平衡，引入新資產種類的同時一定要確保有高質量的分析工具。

記者：在投資組合中，對沖基金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呢？

默頓：這要看所管理的投資組合是怎樣的。對沖基金并不是非用不可的，有些投資組合就是用其他策略。在判斷對沖基金應該在投資組合中扮演的角色時，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恰當衡量風險。因為如果風險衡量失誤的話，管理人可能會覺得這個投資組合很好，但實際上并非如此。所以風險衡量能力是管理能力的體現。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弄清楚基金里有什么，確保使用正確的工具，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衡量風險的工具，但可惜這一點常被忽略。

記者：海外的對沖基金所使用的典型對沖基金管理金融工具是什么？你對中國借鑒這些工具有哪些建議？

默頓：實際上對沖基金行業什么都做，它的一大特點就是什么都做，所以對沖基金使用什么金融工具取決于做什么。有些對沖基金使用衍生工具，如期貨合約、期權合約、保險（放心保）合約，有些則不需要衍生工具，而是用別的。也許我們可以將關注點放到那些對沖基金想做什么，它們的風險控制是什么，基金里有什么，而不是它們使用的金融工具。當然金融工具我們也需要知道，只不過更重要、更根本的問題是做什么、績效和風險管理。

記者：如何看待金融創新對中國金融業發展的影響？

默頓：長期來看，如果中國金融系統要充分發揮潛力，那么這個金融系統就不能僅僅是一個覆蓋大國的金融系統，就不能僅僅只有幾個全球性的大的玩家。另外重要的一點是，在養老金方面，要實現最有效的管理，中國必須有前瞻性的眼光，采用最前沿的金融科技。

記者：金融危機后，很多人對金融衍生品持負面態度，甚至有些人稱要避免過度金融創新，你對此有何看法？

默頓：首先，金融衍生品不是新事物，它們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部分已經有四十年了。實際上，沒有衍生品市場，任何金融機構包括央行都不能正常運行。首先要記住的是，在全球金融系統及任何發展成熟的金融系統，衍生品都可能帶來破壞性的影響。衍生品是非常有效的轉移風險的工具。銀行、保險公司、政府、資產管理人、公司甚至個人都一直使用。不過，任何像這樣高效的工具一旦使用不當都會帶來問題，尤其是用得很多的時候。這種特點是幾乎每種有效的金融工具都有的。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理解衍生品并不是新事物。

記者：你認為中國目前的金融市場環境適合大力發展金融衍生品嗎？

默頓：當然我知道在中國衍生品算是新事物，中國引進了一些衍生品，比如保險市場，比如人民幣期貨市場等，中國做得很不錯。引進新事物時，必須要小心謹慎，必須得對它有充分了解，否則會有很多麻煩。你肯定不愿意坐我開的飛機，要專業飛行員開飛機你才敢坐對吧？

五年前我來中國的時候，中國當時在一遍一遍做測試，每天十萬人進行模擬測試，的確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對于任何金融系統來說，高效的轉移風險的工具都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別無選擇，必須引進衍生品。怎樣引進呢？當然需要小心謹慎。不過如果不引進的話，也就永遠享受不到它帶來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