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IMF拖延超過兩年的份額與治理改革有望開始生效。按照目前的資料顯示，如果改革生效，那么中國在IMF的投票權將從當下的3.81%增至6.07%，成為該組織的第三大股東。

作為與世界銀行同期成立于布雷頓森林會議的世界性金融組織，IMF的國際地位可見一斑。我們都知道，IMF通過重大事項，需要成員國進行投票表決，而每個國家所持的IMF股份則成為投票權重，重大事項通過需要85%以上的選票通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近年來為了擴大全球經濟上的影響力，一直在不遺余力的增資IMF試圖獲得更大的話語權。按照以往的觀念，此次改革如果能夠成功，那么對于中國的地位提升顯然是非常明顯的。只是在利好的背后，仍然不能忽視的問題是——即使中國拿到6%以上的IMF股份，仍然無損于IMF第一股東、擁有16.76%股份和其背后一票否決權的美國的地位。

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議事規則來看。每一個成員國都有250票的所謂基本投票權，但是，在投票的過程中，還必須根據各國所繳納資金份額得到的加權投票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意見。而加權投票權則按照各國所繳納份額進行計算。由于美國是IMF最大的股東，享有16%以上的份額，這就使得其享有一票否決權。

這跟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運作規則完全不一樣，每個常任理事國都擁有1票否決權，可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有美國才享有1票否決權。這樣的議事規則決定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美國享有絕對的發言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任何決策，都必須聽命于美國。所有IMF通過的決議，都必須是有利于美國的。

業界一直有個說法——究竟是誰控制著IMF？這個答案顯然是美國。恰恰是在世界經濟越來越向多極化發展的當下，IMF和世界銀行作為美國國有企業的形象才越發被凸顯出來。

一個國家在 IMF的配額，往往反映出其相對的經濟實力。中國是IMF的29個創始國之一，并且當時份額排位僅次于美國和英國，名列第三。 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法席位被國民黨當局占據，而國民黨當局經濟實力不足，造成中國所占份額下降。1980年后，中國恢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以來曾多次向貨幣基金組織增資。不過由于受到中國經濟規模和國際環境的制約，份額一直較少。特別是2001年開始網絡泡沫破裂帶來的美國經濟衰退之后，IMF的配額并沒有進行及時調整，以適應全球經濟的發展。這造成許多經濟增長迅速的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它們在IMF中的配額和代表性，與其在全球經濟中的權重嚴重不符。

但IMF對于這種配合失衡的調整意愿非常勉強，甚至可以說，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在IMF中的話語權缺失，是一種帶有選擇性忽略色彩的保護行為——而保護的對象，就是大股東美國。

美國對于IMF的控制體現的比想象中的更加直接。曾于1996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銀行和IMF的2000年年會前一周發表了這一段抨擊兩大世界金融機構的講話，此后不久，斯蒂格利茨被迫退休。辭退斯蒂格利茨的不是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而是美國財政部部長。

美國對于IMF的定位非常明確。IMF與世界銀行，同為布雷頓森林會議的產物，美國作為該會議的最大受益國，自然兩家機構也均是反映當時作為世界霸主的美國的利益。當時的美國認為，20年代末的大蕭條之所以慘烈，就是因為當時的美國貿易受到了競爭對手的防御性管制的損害。美國希望借由兩大世界性金融機構的干預，使戰后各國推行開放政策，放棄國際貨幣流動的限制，以便為貿易和投資創造最大的機會。在這種初衷之下，IMF和世界銀行得以建立，它們分工不同，互相配合。

我理解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背后意義在于：當一國外部收支難以平衡時，通過短期借貸的形式，促進其國家產業結構調整，以內部調整消化外部貿易帶來的經濟失衡，進而避免其動用保護措施轉而影響其他國家利益。

然而在這種冠冕堂皇的口號之下，IMF卻變味了。原因是它的救助性貸款的副作用是相當可怕的，獲得IMF貸款的條件是，貸款國必須接受在國內采用諸如減少工資，取消補貼，私有化，向外國資本開放市場等對自身長遠發展百害而無一利的自殘條件。

研究不少資料后發現，IMF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更像是一場販賣國有資產的受賄行為。為了得到IMF貸款，受援國往往必須接受出售包括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電信、石油、銀行等絕對核心的國有資產，甚至作為交換條件，IMF會在瑞士銀行為受援國政治家開出跟人賬戶并返還一部分“回扣”。這種手段屢屢得逞。

這么看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以IMF充當“打手”的角色，為其控制發展中國家鋪平道路。作為IMF施以援手的標志性條件之一，受援國往往要接受諸如對生活必需品大幅漲價的條件。當時玻利維亞由于水價上漲導致市民暴動。厄瓜多爾由于天然氣價格飛漲引起了社會騷亂。1998年印尼由于IMF削減了食物和燃料的補貼，爆發了大規模暴動。

還有一種手段是，IMF經常以緊縮銀根作為施援的條件，將利率提高到50%、70%的荒謬程度，這樣高的利息不會給受援國帶來任何實質性好處，只會無情摧毀房地產價值，破壞工業生產能力，吸干社會多年積累的財富。

無論是高利率導致的社會融資鏈斷裂經濟崩盤，還是生活品漲價導致的暴亂，這一切早就被國際銀行家們掐算好了，用他們的術語，這叫做“社會動蕩”。而這種“社會動蕩”有一個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資金像受驚的鳥兒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極其低廉的資產等待著早已垂涎三尺的國際銀行家的血盆大口。

如果大家都知道本來是為了維護世界經濟的IMF背后居然使用的是這樣的手段，真讓人唏噓不已。

正因為這樣，近年來，中國不斷試圖加大IMF話語權的目的，除了擴大中國的世界影響力之外，更多的也是出于自保的需求。在當下的世界環境中，已經沒有國家可以獨立于其他國家發展，既然無法獨善其身，那么便只能以進為退。中國不斷尋求話語權的突破，盡管在絕對量上無法與美國衡量，然而作為新興國家的一部分，以共同利益為前提，發展中國家仍然可以對西方勢力進行制衡。而對于中國來說，只有手中的籌碼和話語權足夠強硬，才能更多的為自身的發展贏得空間。許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