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俊博

中聯重科激進銷售政策帶來的負面效應正在擴散。一位農民工意外犯下的“盜竊罪”將此完整呈現。

一張無意中揀拾的SIM卡改變了農名工張艷勝的命運，也將他卷進了與中聯重科的一場官司，更無意中曝光了中聯重科的激進銷售政策。

據報道，農民工張艷勝在山西平遙一建筑工地安裝一臺中聯重科牌塔吊設備時，發現駕駛室的操作手柄下有一張手機卡，便撿回家，插在電腦上，用它上網看電影、聊QQ，用了7個月，流量費竟高達25萬余元。

張艷勝為自己的“瘋狂”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他被長沙市公安局高新區分局以涉嫌盜竊罪為由刑事拘留，目前仍羈押于看守所。上網花費的25萬元，張艷勝家已經支付10萬元給SIM卡的真正所有者――中聯重科融資租賃(北京)有限公司，余款待張艷勝出獄后分期付款。在丈夫被拘留后，其妻子張炳艷因不堪壓力意外流產。

7個月上網超過25萬元，這個被媒體稱為通信版“許霆案”備受關注。原來，張艷勝“揀”到的這張卡是長沙移動根據中聯重科需要定制的機器卡，專用于機器設備的GPS定位服務。根據客戶要求，不能單方面隨意停機，費用也沒有設定上限。

此類卡安裝在機器設備上正常使用，流量很小。但由于該卡被用于在線視頻、下載電影等，產生了大量的上網流量，所以導致了高額的上網費用。這張卡的真正用途是中聯重科監控客戶使用公司機器的情況，保證其機器設備的安全。

關于此案的未來走向，我們無意做過多的分析，相信法律最終能給出一個公平正義的結果。

我們認為，作為農名工的張艷勝，遭遇強勢的中聯重科，就注定了不會有太好的結果。面對弱者，尤其是張艷勝家已與公司達成部分民事賠償的情況下，中聯重科動用公權力介入，似乎有失偏頗。在張艷勝出事后，翁媳奔走相救，家庭陷入絕境值得同情――任何一個有責任感的企業都不應該下此狠手。

造成25萬元損失的責任不應該由張艷勝一個人承擔，中聯重科，長沙移動等都負有管理之責，其背后的流量“漏洞”更應引起各方高度重視。

有相當多的法律界人士指出，張艷勝只需賠償一部分的使用費，因為中聯重科明知存在上不封頂的“托收協議”，且該SIM卡是其定制的機器卡，專用于機器設備的GPS定位服務，就說明它很重要。一旦丟失，中聯重科就能發現并采取相應的措施。

然而，在丟失了SIM卡長達7個月的時間中聯重科既沒報案，更未及時到移動部門掛失，任由損失擴大。據此判斷，中聯重科對融資租賃客戶的管理存在重大瑕疵，其價值不菲的機器設備長期處于“失控”狀態，一旦丟失，損失如何挽回？

一直以來，中聯重科采取了一種非常激進的銷售模式來提升業績，價值不菲的機器通常以10%的首付款方式融資租賃給各戶，有的甚至零首付，期間發生了諸多糾紛。去年下半年，中聯重科不得不對融資租賃政策作出調整，大幅度提高首付比例，加強了信貸審查。

數據顯示，中聯重科將融資租賃業務的應收款主要列入到公司的長期應收款。2011年上半年，公司應收融資租賃款為86.11億元，到2012年上半年，該數字被改寫為155.9億元，同比大幅增長80%以上。

在融資租賃的實際操作中，為了追求業績，中聯重科還會采取一些非常規手段刺激用戶需求。在江西南昌，中聯重科與楊八妹的一場糾葛更暴露了其弊端。

楊八妹深耕南昌泵車市場，在中聯重科免首付、四年融資租賃、前三年免息的扶持政策誘惑下，其一口氣買了16臺泵車，并雄心勃勃地成立南昌市第一家工程機械租賃公司。因一臺泵車質量問題，以及中聯重科終止合作，公司僅成立半年便陷入倒閉的困境。

與張艷勝事件一樣，中聯重科同樣在與楊八妹的糾紛中涉嫌動用了公權力。楊八妹至今仍在不斷地通過微博申訴，稱“我和我的親哥哥被他們利用國家公器關進監獄，至今我哥哥仍在獄中，我的媽媽挨打住院。”

無獨有偶，在去年所謂的三一重工間諜門事件中，中聯重科亦是如此。11月4日，漢壽縣公安局干警來到長沙，以涉嫌“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對三一市場部員工黃某實施拘捕；11月9日，漢壽縣公安局干警再次來到長沙，以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將三一一名高管、市場部總監劉某拘捕。兩人先后均被帶回漢壽審訊。

而相關材料顯示，涉事企業中聯重科、三一重工均位于長沙，涉事人員在長沙，事件發生地也在長沙。漢壽警方是否具有偵辦管轄權，被外界議論。

發生在楊八妹和中聯重科之間的故事完整詮釋了工程機械行業的危機和覆滅，始于中聯重科的激進銷售，中止于質量問題、鎖機逼債乃至商業騙局，楊八妹最終成了這次合作的“埋單人”，而她的困境也恰恰是中聯重科所要警醒的――作為香港股市被做空力度最大的一支股票，如何不依賴激進銷售策略而讓幾年來的快速增長“著陸”？

工程機械行業的融資危機一直廣受關注，外界也一直認為銀行、制造商和買家共同制造了這樣一個信貸泡沫，但這個泡沫被捅破之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