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當選的李克強總理在兩會結束后的記者招待會上有關新型城鎮化的發言令人關注。他指出，我們強調的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而不是靠攤大餅；城鎮化還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邊是高樓林立，一邊是棚戶區連片等。

我們認為，李克強總理在上任初期對于新型城鎮化的定調將有助于糾正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某些偏差，凝聚人們對于新型城鎮化的共識，同時也表明了中央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決心。

自從去年底李克強反復在多個場合提及城鎮化發展，并談到城鎮化是內需最大的潛力所在的時候，社會上就有了未來我國仍將以加快城鎮化發展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預期。而不少換完屆的地方政府也借此大拆大建，掀起了造城運動。由此也引起了諸多人士的擔憂，過去“大干快建”的城鎮化已經引起經濟發展的不良后果。

這樣的城鎮化方式持續顯然會給未來中國經濟社會帶來災難，也是新一屆致力于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政府不能容忍的。

事實上，新一屆中央領導人也已經注意到這種城鎮化發展的不好苗頭，十八大文件中就提出了新型城鎮化的概念，即要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道路。緊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也對新型城鎮化的主要特點及任務進行了闡述，即城鎮化要著力提高質量，城鎮化要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格局，城鎮化要與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布局緊密銜接，城鎮化要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城鎮化要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等。

而這次李克強總理則進一步對于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給予了更全面的詮釋。他談到，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并指出現在大約有2.6億農民工，我們應使他們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這無疑表明未來城鎮化深入發展的重點不是大規模基建，而是促進農民工市民化。

而如何才能促進農民工市民化呢？李克強指出，這將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要有就業支撐，有服務保障。這也說明農民工市民化的實現絕不是“農民找工作進城”這樣簡單，它的實現必須要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如他們有獲得體面工作的權利，也應享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權益等。

那么怎樣的發展方式才最有利于農民工市民化目標的實現，改變目前農民工“身體進城，權益不入城”的狀況呢？李克強總理對此提出了有關設想。

第一，城鎮化不能靠攤大餅，還是要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東、中、西部地區因地制宜地推進。這意味著在城鎮化發展格局方面，中央即不贊成以大城市的盲目擴張，也不認可以中小城市為主，而更加尊重各地的經濟和社會實際情況。原因在于：與國外不同的是，我國不少大城市都是依賴行政資源主導而占據了更多優勢資源形成的，這種城市發展規模越大，實際上也就更脆弱，更多的城市病也容易產生；而以中小城市為主的城鎮化難以實現人口和產業集聚，也不利于城鎮化發展集約效能的原則。

第二，新型城鎮化必須和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要保住耕地紅線，保障糧食安全，保護農民利益。這是因為，一方面若沒有農業現代化的支持，農村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就不能徹底將農民工從農村轉移出來。另一方面農業現代化也利于城鄉一體化發展，從而降低農民工市民化的壓力。

第三，新型城鎮化還需要政府讓利，主動降低城鎮化門檻。推進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成本較高，如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測算，當前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約為每人8萬元左右，以2.6億農民工為基數計算，總成本將達20多萬億元。

這顯然需要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而作為承擔公共服務的政府，則更需要開始主動負擔更多的責任。李克強總 理指出，“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改造1000萬戶以上各類棚戶區，這既是解決城市內部的二元結構，也是降低城鎮化的門檻的需要。”

當然，明確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點、任務以及途徑后，更關鍵的還是要落實新型城鎮化的相關配套措施。對此，李克強總理也有十分深刻的認識，他強調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會帶來經濟和社會深刻的變化，需要各項配套改革去推進。

而我們預計，新型城鎮化的這些設想及相關配套措施也將在兩會后逐漸得到政策落實。

首先，從中央政府層面，近期公布的職能轉變方案表明，中央政府要主動將部分職能事項下放給地方政府，以激活地方政府管理當地事務的能力。這些下放事項包括：投資審批事項，生產經營活動審批事項。這無疑有助于釋放各地經濟發展的空間，促進各地因地制宜地推進城鎮化發展。

其次，從各大部委層面來看，它們也正圍繞著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多種要素而制定相關的措施。如公安部為了落實中央提出的人口自由遷徙，將進一步推進戶籍改革，建立實施居住證制度，使長期在城市工作并連續居住、參加社會保險的流動人口公平公正有序落戶。為了增強基層政府推動農民工市民化的動力，財政部將推進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給予基層政府更多的財源分配以及更多的轉移支付。人社部也將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措施，如切實維護好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保障農民工在當地依法享受民主政治權利等。

我們也由此預期，未來幾年我國城鎮化進程雖然會由于農村可轉移勞動力減少以及基建投資空間的變小而放緩，但促進新型城鎮化的有關措施的落實將可以保證農民工市民化的提速，而這樣一種城鎮化的過程無疑也將更好地促進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和效益的改善。

（作者系民族證券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