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增長條件和環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因此必須進行艱苦的增長(發展)方式轉型。

刺激政策不是增長動力；“三駕馬車”也不是增長動力；城市化、產業升級、地區間落差和民營經濟成長都是增長空間，但也不是增長動力。中國經濟下一輪的增長動力到底是什么？

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經濟學院執行院長陳憲看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已經發生轉換，只有深刻地把握這種轉換，并在此基礎上著力培育新的增長動力，才能從根本上決定增長和發展方式的轉變。

走出誤區：什么不是增長動力

刺激政策是反周期政策，只能短期使用；“三駕馬車”并不構成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城市化、產業升級、地區間落差和民營經濟成長并不必然地推動經濟增長。

談論什么是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陳憲并沒有直接入題，而是先從什么不是增長動力談起。他認為，在討論什么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之前，有必要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若干誤區。

“刺激政策不是增長動力。因為刺激政策是反周期政策，是為了保持經濟運行平穩、不大起大落而采取的外部干預。”陳憲說。如果將刺激政策誤認為增長動力，就像依賴興奮劑維持人的精神一樣，最終將使經濟崩潰。而且，刺激政策只能是短期政策，它一旦被長期化，惡性通貨膨脹或滯脹就將是必然的代價，這方面全球經濟史上有過慘痛的經驗教訓。

作為GDP(國民生產總值)支出或需求結構的三個組成部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出口減進口)的“三駕馬車”，更容易被看作經濟的增長動力。“這個看似形象的說法，容易造成對增長動力的誤解，好像經濟增長就是由這‘三駕馬車’拉動的。實則不然。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是經濟主體行為的統計結果，它們分別產生對增長的貢獻，但并不構成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

城市化、產業升級、地區間落差和民營經濟成長，這些經濟術語時常被形容為經濟增長推動力。但陳憲認為，它們都是增長空間，也不是增長動力。它們都將在某種動力的推動下，形成對一定時期經濟增長的貢獻，而并不必然地推動經濟增長。

探尋真相：經濟增長動力如何構成

現代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是多因素的：除了人們熟知的“技術進步”，經濟學家還發現，知識資本、產權保護、自由貿易、自然資源資本和成熟的金融體制，甚至先進的文化，如企業家精神都在影響并決定著經濟增長。

與自然科學領域的探索相似，對經濟增長動力的認識也是循序漸進的。從世界經濟史看，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變得愈發復雜。

陳憲說：“在經濟增長的早期，直接的投入要素，主要指勞動、資本的數量及增長，被經濟學家認為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不過，到了上世紀50年代，經濟學家發現，產出增長速度總是會超過投入的增長速度。也就是說，勞動和資本投入的增長并不能解釋全部經濟增長。”

當時，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提出了被后人稱為“索洛剩余”的理論。這一理論認為，產出增長速度超出投入增長速度的部分是由技術進步引起的，因此由技術進步決定的生產率的增長是解釋長期人均實際GDP增長的關鍵要素。隨后，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進一步解釋了生產率的變化。他認為，技術變革的速度受到經濟激勵的影響，它是內生于市場體系的，內生技術變革可以解釋科學發現、技術進步等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而且，當企業進行研發或其他技術變革時，對經濟貢獻了知識資本，知識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決定因素。新經濟增長理論激發了另一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的研究興趣，他建立了一種經濟增長模型，強調企業家通過創造性破壞即創新，以對技術的試錯，生產新產品，或以新技術、新方式生產舊產品，以此來改進生產方式、推動經濟增長。

陳憲認為，這三位經濟學家找到了推動經濟增長根本的、持續的動力：技術進步、知識資本以及企業家精神。

此外，推動經濟增長還有一些其他動力。“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事實的進一步觀察發現，現代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是多因素的。‘索洛剩余’的方法存在著不足，因為它將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以外的因素都當作技術進步來處理。知識資本、產權保護、自由貿易、自然資源(資本)和成熟的金融體制，甚至先進的文化，企業家精神就是一種文化要素，都在影響并決定著經濟增長。”

反觀當前全球經濟不難發現，發達經濟體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缺乏增長動力，或者說在未來較長時間增長動力不確定。從理論上說，它們最根本、持續的經濟增長動力也是技術進步、知識資本以及企業家精神。陳憲認為，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歐美主權債務危機的背景下，發達經濟體在增長乏力的同時，還要緊縮開支，這盡管必要，但無異于“雪上加霜”。因為能夠拯救發達經濟體乃至全球經濟的“良方”，就是推動中長期經濟持續增長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但是，由于受制于諸多的不確定性，它們又不可能不期而至。這或者是觀察全球經濟當下困境及未來轉折的基本視角之一。

尋求答案：哪些是中國經濟增長動力

技術進步、知識資本以及企業家精神是中國經濟增長根本的、持續的動力。

一個經濟體能否保持中長期增長，主要由增長空間、增長動力和增長環境所決定――

從增長空間看，中國人均GDP約為美國的1/9、歐洲的1/6，人均資本存量不到美國的1/10、是韓國的1/4，中國經濟有著巨大的增長空間；從增長環境看，主流判斷認為，中國仍然處于戰略機遇期，也就是說國際國內各種客觀和主觀因素的綜合作用，能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機會，并對其歷史命運產生全局性影響；唯一讓人感到困惑的問題是，在經歷30多年高增長后，經濟與社會結構中存在較多矛盾和問題，中國中長期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在哪里？

中國經濟同樣遵循現代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陳憲認為，結合中國實際，技術進步、知識資本以及企業家精神是中國經濟增長根本的、持續的動力。“為什么說美國在當今發達經濟體中，仍然有著比較強勁的增長動力，就是因為在這三方面，它還有著不可小覷的優勢。而中國在這三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

內生于經濟體系的技術變革，其決定性因素是激勵機制。一般地說，只要產品和要素的價格信號健全、價格機制有效，經濟體系內部就存在著對市場主體的激勵。然而，技術和技術變革有著外部性，其激勵機制有著特殊性。不能較好地處理與此相關的問題，技術變革的原創性及其活躍程度都將受到影響。中國目前的現狀就大抵如此。

教育的規模固然決定知識資本量的積累，但是教育的質量決定著知識資本積累的效率。因此，教育質量以及決定教育質量的教育模式，成為影響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關鍵性變量。知識資本還取決于后教育階段的培訓和各實踐環節。這些實踐環節主要就是指技術變革，也就是說，技術變革與知識資本有著互為因果的關系。

企業家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具體表現在：企業家具有將儲蓄轉化為有效投資并形成資本的能力；企業家的創業和創新是吸納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的主渠道；企業家通過對需求的不斷“試錯”以發現市場，由此促進消費增長。蘋果公司的案例強有力地說明，企業家是創造市場、刺激消費的源泉；企業家通過自身的創新，實現產品和服務的升級，增強出口的競爭力。中國目前尚缺乏企業家健康成長的土壤和環境，這也從一個側面解釋了為什么在中國經濟中政府扮演著非同尋常的作用。然而，在經濟活動這樣的競爭性領域，政府投資會替代和擠出民間投資，政府干預會替代和擠出企業自主經營，這對于經濟增長的傷害是不言而喻的。